“药儿教育”的悲怆与启示

　　文/邱磊

　　教育和医疗，一直是当下中国的两大难题。从使命看，前者健心智，后者治身体，都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依靠；但以现状论，两者又都饱受舆论指责。而近日的一则消息，即西安的两家幼儿园给全体幼儿常年服用处方药盐酸吗啉胍片（俗称“病毒灵”），以提高“出勤率”竟戏剧性地将两者的“短板”聚焦，公众将拷问其良知和责任何在。其中最早的，可追溯至2008年。随后类似事件，在吉林也被发现。一时间，舆论哗然，民众惊愕，家长激愤，相关教育部门虽迅速处置，但事件产生的消极影响，已无可挽回。

　　不难发现，此次事件中的两个关键词是“出勤率”和“处方药”。所谓“出勤率”，是指孩子一天没出勤，幼儿园就须给家长退一天的钱。如此制度捆绑园方利益，理想的结果自然是“全勤”。而所谓“处方药”，是指“凭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处方才可调配、购买和使用的药品”，令人诧异的是，毫无资质的园方一次竟能购得数以万计的“病毒灵”，其中隐藏的利益交换难免让人浮想联翩。

　　幼儿园，本是爱幼、护幼、育幼之所，如今却成了千夫所指的“药儿园”，“幼儿教育”也成了“药儿教育”。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回忆自己幼年上学时，有位老师每次总穿礼服来上课，他的解释是：“在我面对的学生中，将来可能有人会成为国家的领袖，所以，我要尊敬一点。”感慨的是，我们今天的幼儿园里，也一定会有明天的政治领袖、文化精英和经济巨擘，更重要的是，还会有无数个共同托举起这个国家的普通公民，若我们今天以“药”治教，以“利”治人，以“欲”治心，那千秋之后，何以面对历史？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药儿教育”正在斫断民根，自毁长城。有消息说，此举的原因之一是幼师的待遇相比中小学教师差了很多，况且还是“体制性问题”——西安之外，吉林不也有问题吗？但读者诸君不要忘了，待遇可以影响工作积极性，可以扭曲职业伦理，甚至可以辱没师德、亵渎师道，却难以泯灭人性和良知。实际上，除了作为敷衍的借口外，体制早已形同“沉默的羔羊”，任人指摘。

　　那“药儿园”是谁造成的？很不幸，可能就是教育。因为我们的教育混合着工业的效率崇拜和商业的盈利思维，很多时候还讲教育产业化、集团化、优质化。当然，这样做也并非全无道理，只是教育在关心“人”的本身方面——比如人性、生命、健康、权利、尊严……还远远不足，所以才会出现将孩子当做农舍里鸡鸭牛马的现象，随意灌药，集体免疫，蒙骗利诱，胁迫强制，都在所不惜。回过头来看，那些胆大妄为的园长、助纣为虐的校医，包括怯懦的教师、保育员们，他们当年不正是作为“产品”，从生产线上出来的吗？他们现在做的，也只是按程序重新加工“产品”而已。

　　所以，抛却道德批判和人性弱点，“药儿教育”是我们自种的苦果，只要有一天教育依然坚持实利化、工具化的趋向，只要有一天没有回到对“人”本身的尊重和敬畏，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停止。

　　犹太人有句格言：“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不管是教育，还是医疗，本质上都是救“人”的，但一切的前提是：得先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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