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教师应考

　　我在小学毕业后就没有再应过正规考试，但当教师却一次又一次应考，不过都是在我毫无准备甚至并未觉察下进行的。

　　我开始教书是教乡下小学。一间大殿是唯一的教室，初小四个年级全在里面上课。这要用所谓复式教学法，轮流上课。不上课的学生做作业。一个小时要教几门课。我在教课前由校长指点并代我计划安排，随后就去上课。我还没满十七岁，比高班学生大不了多少。好在农村孩子比较老实，不和老师捣乱，只是不安心做作业，在座位上有种种活动。一个照顾不周，就可能出现打闹。我没有表，心里不断计算时间，非常紧张，好歹把一堂课勉强照计划教下来了。下课后，校长笑嘻嘻对我说，可以，以后就这样教。我才知道，实际上我是考了一次怎么当教师。这是我从家庭到社会的第一课，过了从小学学生到小学教师的第一道关。怎么过来的，自己也不知道。

　　我教初中那年是二十一岁。教国文，没有课本，选文章教，也不都是我选的，许多是前任留下来的。有一次正在教课时进来一位中年人，站在门口几分钟就走了。我也没在意。下课后才知道那是县视学。他给我四个字的评语：不会教书。又过一些天，上课时进来了一位西装笔挺很神气的人物，由校长和教导主任陪着，在门口站了好半天才走。我下课一问，才知道，原来是省视学大驾光临。他给我的评语是，还没听到过这样讲课的。这话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坏。教导主任是我的朋友，对我说，“放心好了，他向我打听你是不是师范大学毕业的，怎么来这里教书，可见是欣赏不是鄙薄。”果然后来这位上级在教育局的会上提到我，夸奖了几句，什么生动活泼有创造性云云。其实我教书是一样，不过是他们两人的评价标准大不相同就是了。一个要求依照固定模式。一个讲效率，可以不拘一格。我的价值也就随之改变了。我实在没有什么创造，只是不知道有教案等等规定而已。

　　后来我居然教大学了。出面介绍的是以后到美国当教授的陈世骧。那是抗战初期，他在湖南大学教英文，随学校搬到湘西。他先介绍我到一个中学教英文，包下从初中一到高中一的四个班的英文课，每周每班三小时，共十二小时。过不多久，大学迫切需要法文教员。他又推荐我，其实心里没有把握。我想是还有别的朋友在后面支持吧。大概学校因为实在找不到人，只好请我，仿佛有试聘来暂时应急之意。陈本来以为前任留下的课本是我帮助法国人邵可侣教授编的那本，哪知是用英文讲法文的外国书，更加不放心了。我却一点不知道，平平安安一课一课教下来。以后有一次闲谈，他笑着说，“你上头一堂课，我在外面听了半天。”我无形中又应了一次考。恐怕暗中听我的课的不止他一个。谁能相信一个没出过国的年轻人竟能对大学生用英语教法语做中国话解释呢？连我也不信。然而这是事实。学生也没提意见。不过这不是无缘无故的。但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而且说来话长，就不罗嗦了。总之，我由小学教到中学又教到大学是一步一步上升的，自己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因缘凑巧，又怎么一次一次能通过考试。也许这就是所谓运气吧。

　　一九四六年我从印度回国，武汉大学聘我为教授，出乎我的意外。推荐人是吴宓教授。我一到上海，见到郑振铎先生时，他就说推荐我到大学教梵文，但未能实现。曹未风告诉我，吴宓先生在武汉。一联系，不久便得到电报说学校已决定聘我。到校后，吴先生说，他原是要我到外文系教梵文。文学院长刘永济先生把我安排在哲学系教印度哲学，因为那是必修课，又是缺门。梵文作为选修课，再加上一门印度文学（第二年改为佛教经论研究），就达到教授能至少开三门课的要求了。刘先生和我曾经同时在湖南大学，我知道他，想不到他可能知道我。可是吴先生认为，我教语言文学他有信心，到哲学系去，他不放心。我说，到哲学系对我更合适。因为我觉得，除汤用彤先生等几个人以外，不知道还有谁能应用直接资料讲佛教以外的印度哲学，而且能联系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哲学，何况我刚在印度度过几年，多少了解一点本土及世界研究印度哲学的情况，又花过工夫翻阅汉译佛典，所以自以为有把握，其实不见得，不过是少年气盛不知天高地厚罢了。这些想法我并没和吴先生说。过些时吴先生说，他也在墙外听过我的头一堂课。我才明白，考察我讲课的一定不止他一位。我是不知不觉过了推荐人、系主任、文学院长三重考试，是糊里糊涂过关的。

　　上面说的考官实际都不是主考。真正的裁判长是学生。他们有权决定要不要你当老师。不赶走你，心里不服，甚至当面不说而背后说难听的话，仍是不承认你是老师。小学、中学的不说，我教过的大学生中就有一些很不错的，后来有人表现在我之上。我只是在一个小小方面做了一点初步的开路工作，讲一些粗浅知识而已，说不上真是老师。

　　最后得说一说那次“考教授”。说真不真，说假不假，北京大学确实举行过一次“考试”，对象是教授。那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一次突然袭击，正在大学恢复考试入学，不靠保送，而知识分子仍在受种种方式的批判之时。报上大力宣传一个人交白卷进大学的革命事迹。一天夜里我得到通知要立刻去一个教室。到后一看，坐在学生位置上的全是教授，黑压压一大片。门里有几个人站着，也不知是代表什么方面的。过一会，好像是快坐满了，走进来一个年纪不小的人在教师位子上一站。我以为他要做报告或是传达什么指示，哪知他嘴里咕唧了一句什么话，我没听清。随即有人拿着一卷纸走过来散发。我一看纸上油印的字，都是数理化考题，才恍然大悟，是一场考试。考卷发完，那老人又开口说了一句话。这回我注意听出来了，是，“周培源今晚有外事活动，不能参加。”原来如此。周培源教授曾经在报上发表文章，主张大学教育要重视传授科学技术知识。这是对付他的。那又何必把所有教授都拉来陪绑呢？这时在座列位表情不一，我也无心看别人。忽然门口出现一位白发老人，我认识他，是曹靖华教授。他住在城里，要用小汽车接来，所以迟到吧。他进门站住对大家望了望。有人在他耳边说了句话，递给他考卷。他不接，不看，一言不发，面无表情，转身就走。这时有些人在看，有些人在写，有些人站起来，走过去，交卷就走。我自然也要学习交白卷的革命行动，何况那些题目我也不懂，便心安理得交卷走了。后来听说这次突击不止北大一处。究竟是谁出的主意，谁下的命令，为了达到什么目的，结果如何，报刊没有宣传，我也不知道。交白卷既然能进大学，理所当然我照旧当我的“臭老九”，拿我的生活费，活下去。

　　我现在是退休教师，再也不会应考了，至少是我这样希望。

　　一九九八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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