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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和钱的事儿

[摘要]11月24日,《法制晚报》报道称,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中纪委共通报涉嫌违纪的高校领导干部32名。而在民国时期,在国运岌岌可危、国家财政积贫积弱政的情况下,大学教育却被称为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大学校长更是让人敬仰不已,他们如何治校...

  11月24日,《法制晚报》报道称,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中纪委共通报涉嫌违纪的高校领导干部32名。而在民国时期,在国运岌岌可危、国家财政积贫积弱政的情况下,大学教育却被称为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大学校长更是让人敬仰不已,他们如何治校?

  1.蔡元培(1868——1940)

1916——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

  蔡元培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在治理学校的机制上,充分发挥教授会、评议会的治校原则。1922年3月,他在《新教育》上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阐明教育独立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成为教育独立思潮中的重要篇章。

  蔡元培人北大校长时非常节俭刻苦,身为部级大员和全国极具声望的知名教育家,他一直坚持步行上下班,直到友人孙宝琦实在看不下去,送了他一辆马车才结束他的步行生涯。此外,蔡元培一生都未置办房产,在职时住公房,离职时租房。直到他70岁大寿,他友人和学生为表敬意,才送了他一套房。

  2.梅贻琦(1889-1962)

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

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

  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期间,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为清华大学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他对师资人才进行严格遴选和延聘,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梅贻琦奉行“教授治校”原则。清华大学教授会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包括: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与学位的授予;从教授中推荐各院院长及教务长。梅贻琦认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晚年掌管一笔任他自由支配的清华基金,他基金的使用是一笔笔记的清清楚楚,但死后他却没有留下任何遗产,连丧葬费也是友人筹措。

  3.张伯苓(1876——1951)

1919——1948年任南开大学校长

  张伯苓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他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第二南开女中,又在重庆创办了南开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被尊称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张伯苓白手起家创办的4所学校,其经费是从社会上一点点募捐而来,由此他得了个绰号:“化缘和尚”。而对于募集而来的数百万资金,张伯苓自己分毫不沾,捐款一一登记建账,账目完全公开化。尽管他为多所学校的发展殚精竭虑,也从不多拿工资,如果领南开中学工资,就不再收南开大学工资,始终坚持一份工资的待遇,过着清贫如水的生活。因公出差,也是坐三等车厢。

  4.胡适(1891——1962)

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胡适一生以“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作风,在哲学、文学、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在提倡白话文方面,其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

  胡适任教于北京大学,每月薪金、版税及稿酬丰厚,可是他依然十分简朴。胡适衣着简单,平时爱穿长衫。饮食也很简单,有一次一个学生来拜访,吃饭时饭桌上并没有大鱼大肉,而仅仅只是一小锅汤菜、一小碗米饭和两个馒头而已。

  5.竺可桢(1890——1974)

1936——1949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

  竺可桢明确提出大学要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人才。在他担任校长的13年间,有8年时抗战时期,他带领浙大师生进行了文军长征,使得当时的浙大成为一所世界名校,并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竺可桢任浙大校长十三年,不仅不贪学校分毫,还时常拿出自己的薪水资助他人,在他离任前夕,他所有存款只够买两袋米。

  6.熊庆来(1893——1969)

1937——1949年任云南大学校长

  熊庆来潜心于学术研究与著述,编写的《高等数学分析》等10多种大学教材是当时第一次用中文写成的数学教科书,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近代数学研究机构——清华大学算学研究部和国立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等3所大学的数学系,以及中国数学报。在熊庆来任云南大学校长的12年里,云大各项工作井然有序,日新月异,被认为是云南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主持校务多年,熊庆来十分重视清廉。每年新生考试前,不少人托人情,送礼,他都原物退还。有一年,熊庆来赴法国,向教育部申请了1万美金的款项,准备为云南大学添购数学书籍。不料后来因云南大学解散,他也就此留在美国,生活非常拮据,他始终没有动用这笔款项一分钱。直到几年后,一位在法进修的云大医学院毕业生回国,他才把这笔钱所购得的图书交给学生,转交云大。

  7.任鸿隽(1886——1961)

1935-1937年担任四川大学校长

  担任校长期间,任鸿隽对教务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他到四川大学后,首先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发动教师和各级单位主管者,一同拟定了改建四川大学的宏伟计划,他还厘定课程、延聘教授、整顿学风等。

  1936年,任鸿隽辞去中基会干事长职务,专心从事四川大学的校务和建设,期望经三五年的努力,使该校跻身于全国著名学府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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