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华北大的精英教育

　　精英期待

　　清华人为什么受到期待？这要回顾一下我们的社会传统。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超稳定的，科举制度是维护这个超稳定系统的重要结构。一人中举，十里八乡皆来道贺。通过科举的人，突然从茫茫人海平民百姓里跃龙门而出，成为官吏。官吏是成为了沟通金字塔尖的唯一极权与塔基下无数百姓的不可或缺的中间阶层。官吏一方面有了特殊的权力，另一方面也背上了特殊的责任。儒家设立了一套“士”的道德规范，来约束官吏不忘自己出身的平民百姓，平民百姓也用这套道德规范去品评官吏。精英期待所代表的，是一个人要背负一群人责任的二元社会道德结构：社会给了你特权，因此你要承担相应的道德要求与责任。平民对精英的期待，在西方传统社会中也曾有过，他们的精英叫做贵族。中世纪时期受封领土的贵族，最初是秉承着严苛的道义准则的，比如要打仗征兵的时候自己第一个就要上前线。随后在漫长的中世纪中贵族道德的堕落与平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同时发生，人们从历史文献中突然找到了希腊的“公民社会”模型，看上去比“贵族-平民”模型要美好，如此引起了文艺复兴。当贵族的特权进一步瓦解，被逼迫着交权，这个过程可以是和平的比如英国君主立宪，可以是动荡的比如法国大革命，也可以是平民们干脆自己立国比如美国成立。总之，彻底或不彻底的，西方国家走向了个人主义的公民社会，“平民”和“贵族”都变成了“公民”，二元变成了一元，精英期待消失了。每个人都对自己负责，每个人都参政议政，每个人都能处理好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公民权利——自由、民主成为了公民社会的必需品。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平等的，而更多的权利需要靠自己创造价值来交换。“精英公民”或许还存在，有资本家，有政客，有明星，但他们只是比较出色的“公民”，与原本负有道德责任的“贵族”是两码事。其他的公民并不用高尚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他们，也不对他们有所期待，反而经常咒骂他们，诋毁他们，并且在梦中希望自己成为他们。说了那么多历史，是为了接下来说明在社会转型里中国社会的精英期待将散未散的现实情形，以及这种情形下原精英群体的一种变化。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当一个偏远乡村地区出了一个清华北大学子，乡亲们欢喜的送他离乡之时，他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心中所寄予厚望的远处那座学府里悄悄发生的改变……从留美预备学校出国留洋的第一代清华北大人，是这个古老国家派往新世界的使者，背负着沉甸甸学成归来救国图存的期望；建国初年的第二代清华北大人，是这个贫穷国家从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不多的人才，背负着带领百废待兴的国家奋起直追的期望；文革后招生的第三代清华北大人，是改革开放后的先行者，作为新鲜力量在各行各业里大展拳脚；但是作为新世纪毕业的第四代清华人，举目四望，一片欣欣向荣，到处热火朝天，不禁迷惑问道：国家啊人民啊，请问现在还有什么非我不可的事情吗？当中国走向开放，西方的个人主义公民社会的思想如约而至，首先到达了中国社会精英阶层，他们如获至宝：“终于可以摆脱身上沉重的期待了，当精英多累啊！就应该像西方社会那样，各人自扫门前雪。你们别看那些虽然考上了清华北大的人，也不过是平凡人一个。每个人也要拼命奋斗，养家糊口。”

　　就像西方受到批评或威胁的社会精英会用公民的权利维护自己说的一样：“我赚的是不少，可这是我的合法劳动所得”，“我有时候会偷腥，但是上帝啊，我只是个普通人，也会犯错误的”。这种自我维护的办法，实质是一样的，那就是把自己的身份从“精英”降格为“公民”。有位老教授提出大学里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说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形容这些转变中的精英，他们尚且享受部分的精英特权，但同时正急于去掉自己的精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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