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在学校有免于恐惧的权利！

孩子遇到这种老师，妈妈欲哭无泪，咋办？请大家支招

　　接到一位陌生女子的来电，是朋友的朋友、一个孩子的母亲，和我说了一件烦心事，问该怎么办。

　　为保护这位母亲的孩子不被牵连，这里不点学校和老师之名，只能告诉大家：让那位母亲气愤和恐惧的，是一座大城市里的某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性别女，年龄不详，还是某一级的教育标兵。

　　班主任有过这样一些过分的行为（也可以理解为不正常或者变态）：要求全班学生必须穿同一种颜色的羽绒服（不符合要求的，赶紧去买），否则不能编号、将羽绒服挂在教室里；喜欢罚站，或直接将小孩子拖出教室；另一位母亲在孩子受到班主任的非正常对待后，与其沟通过一次，第二天班主任就把孩子叫到讲台前，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斥责他，向家长告状，是挑拨老师和父母的关系－－－－－－

　　结果是，孩子们战战兢兢，众家长敢怒不敢言。她们觉得，孩子好像班主任手中的人质。

　　我想起了童话大王郑渊洁说过的：一位老师得意洋洋的告诉他，要收拾"坏学生"很容易，发动全班同学不理他就行了。郑大王用"毛骨悚然"形容他听此言后的感受。我听那位母亲焦虑的讲述，也是"毛骨悚然"。

　　我实在想不通，老师何以忍心伤害一群天真烂漫的的小朋友？还是她根本意识不到那是一种伤害？我也不明白，那些匪夷所思的行为，怎么会发生在一位教师身上？

　　我突然打了个寒战：如果我的孩子将来也遇到这样一位老师，我该怎么办？是不是也只能和那位母亲一样心神不宁、焦虑万分、手足无措？

　　对那位可怜的母亲，我提不出什么好建议，但我知道，在"哎呦教育"的订户中，有不少教育界的同人，你们有同理心、有智慧、有谋略，请你们指点指点：她该怎么办？

　　如果，很不幸，你的孩子在学校也遭遇过非人的待遇，不妨说出来，让大家和你一起愤怒愤怒。

　　12月4日，“哎呦教育”推送了文章：《孩子遇到这种老师，妈妈欲哭无泪，咋办？请大家支招》，北京十一学校语文特级教师曹书德看后，写下评论：

　　“教师特别是学校管理者应该确立这样一个共识：学生在学校有免于恐惧的权利。如果都有这种观念，那些依靠训斥和责骂而把班上学生管制得服服帖帖的教师，那些凭借超量的作业和伤害学生尊严的惩处而获得可观分数的教师，就不会得到肯定，更不会被推举为所谓的先进与模范；相反，只要有上述让学生心理和精神遭受恐惧的行为，应该立即得到学校管理者的批评乃至严重警告。而普遍的事实是，管理者非常清楚某些老师非人性的阴招，但往往是根据班级的表面秩序以及考分来判断是否对其进行干预。这样就让一些“虎狼”之师有恃无恐，为所欲为。

　　孩子遇到这种老师，家长万万不能以隐忍教孩子，更不可有老师总是为了孩子好的念头而放弃对孩子心灵的保护。

　　我的建议是，首先细致调查该老师平常的教育行为，咨询儿童心理研究方面的专家，研判对孩子们带来了怎样的伤害。然后带着这些材料向该教师的主管领导投诉，要求为孩子选择另外的班级。如果主管领导搪塞或者袒护这样的教师，可以向合适的媒体提供自己掌握的材料，请他们展开调查。

　　一定有许多人会觉得我的建议是小题大作，不切实际。但我想告诉那些把伤害小孩当作小事的人：我的确见到了很多因为小时侯遭遇羞辱、歧视等伤害而到高中仍然未能恢复心理常态的学生，有小时侯被老师误以为考试舞弊而当众训斥后一遇考试就躲避的，有小时候课堂上被老师撕了作业本后一直抗拒学习这个学科的，有小时候被老师组织同学们声讨后就变得孤僻厌学的，更有许多受了心理伤害而留下莫可名状的问题的。

　　医学上的后遗症往往还有疗法，这早期教育因心灵伤害带来的后遗症一则难以疗治，二则可能永远弄不清埋下了怎样的病根，遗下了何种病患。面对‘虎狼’之师，是应该有人站出来说不了，家长的声音应该响亮一些。”

　　曹书德是怎样一位老师？我曾在关于北京十一学校的报道《追求真实的教育》中，对他有这样一些片段的记录：

　　距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几天的时候，44岁的曹书德进京，成为十一学校的老师。此前，他任教于湖北宜昌市的一所中学，是公认的优秀班主任，擅长让接手的班级朝他希望的方向改变。但北京这所名校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当初使自己成为湖北名师与特级教师的许多做法“确实是错的”。“老师也要知错就改。”他笑着说。

　　过去尽管辉煌，但曹老师坦言“那不是深入学生心灵的教育”。他说：“很多人在那样一个班级中间，是被裹挟着前进，而且心生恐惧。”

　　曹书德个子不高，脸色略黑，笑容憨厚，但在湖北任教时，这位班主任的面孔常是“板着的，有一点苦大仇深”，只要他踱着步子走进教室，喧闹就立马消失，然后是一片翻书声。

　　有一次，曹书德问那些就读于名牌大学的湖北籍毕业生：回忆高中的时候，有愉快的感觉吗？一名学生打破了令人尴尬的沉默，直言“没有”，但是感谢曹老师当初对他那么严格，“才多考了几分”。

　　“如果学生的中学阶段不愉快，那我觉得教育就是失败的，因为那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你不能说就这几年痛苦，毕业后会享受幸福，这怎么可能呢？人生是不能割裂的。”曹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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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顾问曹书德与所谓的“问题学生”交往比较多，他的经历相信或许会给那位年轻同事一点启发。“与老师交流时，我如果还在说怎样降伏了一个学生，我自己都会脸红的。”他笑着说。在学校“多一些对话，少一点强制”的氛围中，过去那种看起来“立竿见影”的说服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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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书德约一名7次未参加升旗仪式的女生见面。在别的学校，这种学生可能会被戴上“不听话”的帽子。她对曹书德说：“曹老师，你想做我的思想工作啊，那我实话告诉你，已经不可能了。”老曹和颜悦色，赶紧解释：“只是和你聊聊，交换一下看法，说完了也就完了，你服不服都没关系。”他们主要围绕两个话题讨论：十一学校所有的规则当中，你觉得哪些内容是必须遵守的，哪些是无所谓的？人出生之后，就决定了有些东西完全改变不了，有哪些呢？“学生最后没有完全认同我，但也没有继续坚持她原有的观点，这种交流是不是给了她一些思考？”曹书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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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书德这些老师的行为，需要接受学生的检验。这所学校淡化了评价的力量，围绕学校的生态，如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干群关系、同事关系等等，开发了多种诊断指标，“最重要的目的是促进诊断对象的进步”，因而都从正面表述和引导。师生关系在调查问卷上变得很具体：“成绩不是老师评价我们的唯一标准”、“老师不会因为成绩的好坏而对同学们区别对待”、“老师鼓励我们思考和规划自己的未来”、“无论家庭背景如何，老师对同学们都能一视同仁”……

　　本文来源于：哎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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