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从澳洲异乡人到中国学人的回旋道路

　　11月21日，著名文化批评家，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被授予“澳中教育成就杰出校友”奖项，以表彰他为文化领域、教育领域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在颁奖晚会上，朱大可说道：“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是一所具有包容开放性，有着强大的研究实力的一所大学。在澳大利亚的8年里，我做过中文教师、媒体人、开过画廊……这些经历让我对西方文化有了更直观的感受，也逐渐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加深了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澳中杰出校友奖由澳中同学联谊会（ACAA）于2009年设立，得到澳大利亚驻华使馆的大力支持，意在表彰对中国文化教育业有巨大影响的澳大利亚校友。朱大可先生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他思想前卫、睿智，他用独特的话语方式——“朱语”对中国文化现状和社会弊端制造了许多激烈的、尖锐的批评，扎实的学术功底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深刻，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

　　澳洲留学 探察“流氓”美学文

　　朱大可1994年奔赴澳大利亚，之后就读于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澳大利亚的经历以及博士毕业论文奠定了朱大可后来所著的名噪文坛的《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的内容基石，他把自己近8年在澳大利亚的生命体验，融入对流氓的理性探察中。这本书是流氓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思想界话语研究的罕见收获。

　　朱大可在那本里讲的并不是人们传统观念当中那些“流氓”的故事，他讲述的是一群遭遇身份危机，怀有异乡情结，并带有精神焦虑的人，所谓“流氓”不过是个符号。他们是丧失了身份的离乡者，持续地流走，并且保持了一个精神焦虑的容貌和社会反叛立场。

　　回忆在澳大利亚的那段生活，朱大可说，尽管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但是侨居生活却让他深切地感受到身处异乡的痛楚，他所面临的不但是离乡后种种生活上的不便，更重要的是与居住的都市和文化语境格格不入，“无论怎样努力，一个异乡人既无法融入到当地主流社会，也无法融入到久已形成的唐人街文化当中。”正是这一番亲身感受的经历，让他对“流氓”的话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产生了继续深究的念头。而在此之前，朱大可在国内已经发表了那篇著名文论《流氓的精神分析》。

　　在攻读悉尼科技大学博士学位时，朱大可便继续以此为题，开始撰写论文，得到导师冯崇义先生的指导帮助。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朱大可将“流氓”这一主题深化，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历史文化的分析，而是转向了用“流氓”的框架，来描述中国现代社会的种种文化图景，尤其是当下文化和话语方式的现状。

　　浩如烟海的资料曾经让朱大可一筹莫展，看上去，有关“流氓”的资料比比皆是，但真正查找起来，却又如沧海一粟。前人零星的论述给这个领域留下了巨大的空白，但同时也留下了贫瘠的理论体系，一切都需要重建。

　　在这里，朱大可大大拓宽了“流氓”这个词汇的含义，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概念，囊括社会学中的“流民、游民、灾民”，政治学中的“流放者与流亡者”，文化学当中的“痞子和玩世者”，美学领域的“侠客和隐士”，古典哲学中的“游人”，犯罪学中的“流氓犯”而作为这个概念在现代中国的承载人群，则包含了“离乡农民”“失业职工”“异国侨民”“知识游民”和“网络游民”等形形色色的群体。

　　1999年，他在澳洲写作的《甜蜜的行旅——论余秋雨现象》一文成为一颗子弹，射向当时在国内十分流行的余秋雨散文。在文中，他认为余秋雨散文是继汪国真之后，在散文和历史交界处所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海子死后，人们需要汪国真这样的哲思小语，就如同需要粉色的口红，而余秋雨显然是更“耐用”些的文化消费品。

　　2002年，从澳洲回国的朱大可因为觉得文学辜负了他的期望，高调宣布“与文学离婚”。在他看来，在文学衰退后，文学批评已失去有力的批评对象，相反，被学院派一直忽视的大众文化却日益活跃。加之，在澳洲期间，他第一次完整接触到现代文化哲学，这种分析工具可以改造传统的批评方式，提供更为务实的文本分析，于是，他便从文学批评跨越到文化批评领域。

　　守望文化 重构上古神话谱系

　　2004年9月，朱大可离开上海师范大学，“移师”刚刚成立的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作为公共批评领域最负盛名的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执掌了同济大学文化批语研究所第一掌门人的职位。

　　转身文化批评后，他开始梳理一些文化史，并从古代器物中寻找、破译和阐释中国文化密码，同时对所有甚嚣尘上的公共文化现象，他也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的文化批评家，很多来自文学衰退后，从文学批评领域的急剧转型者，他们的文学背景，使得他们精通语言炼金术，文风鲜明。“酷评”“朱语”这样的标志使得朱大可的批评别具一格，但同时也给他带来困扰。“朱语”的华丽、诡异往往是他所采取的隐喻式写作带来的，这种表述，给他带来风格，却因为复杂化，伤害到内在意义的传递，给读者带来阅读障碍。面对这样的指责，朱大可表明，自己不是波普作家，大多数情况下，他只为少数人写作。

　　作为一个文化批评家，尤其强调独立性的批评家，一些困境，来自他自身，譬如语言风格，一些则是这个时代很多批评家的共同境遇，譬如大的批评环境，譬如如何拿捏批评的独立性、专业性和尺度。

　　尽管朱大可认为自己一直试图在“精英”“大众”之外，用第三种眼睛把脉文化，但仍有很多人认为朱大可是站在精英立场说话。他说，在当下的转型社会，精英和大众的关系变得岌岌可危。但这种知识精英与大众的裂痕，是被蓄意挑拨出的。他认为，两者之间的和解，只能取决于中国各阶层的理性对话。只是，在以匿名为特征的互联网时代，这种对话会变得非常困难。

　　他“酷评”的暴力性也一直为一些人所诟病。从批评卫慧是“文学叫春”到之后作出“中国文坛是大垃圾场”的判断，他以激烈的方式批评中国文学，带来警示的同时，也被一些人认为是一种话语暴力。

　　所以，作为批评，如果避免其内在暴力性对人的无辜殃及，也始终是一个边界探索中的过程。朱大可说，自己的解决方案就是划清道德酷评和文化酷评的界限，并把批评严格限定在“文化”的底线内。他认为，就其本质而言，酷评不应当“一针见血”，而应当“一针见脓”。他强调，必须清晰地看到酷评的有限性，它只是文化建构的前提，但绝不是其本身。

　　而最令朱大可感到忧虑的还是中国不太良好的批评环境，在一种普遍性氛围中，技巧性地捧场仍然是大多数批评家的生存秘密，批判精神仍然是稀有的素质。他说，当下，“文革”后第一代学者和批评家，大多已经处于退休状态。这是学术早衰的一代，他们经过“文革”预备期的阵痛，到八十年代的大爆发，再到九十年代的退化，最后在21世纪成为“文化僵尸”。这是一个普遍发生的过程，只有少数人保持了旺盛的写作状态，而他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对他自己而言，写作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吃饭和睡觉一样。在成为“僵尸”之前，他只能在这样的轨道上滑行。他说，在本质上，这是一场关于信念、能量和时间的博弈。

　　2012年，朱大可守望者书系陆续出版，包括《神话》《审判》《乌托邦》《先知》《时光》5部文集。其中，《神话》一书对中国民间神话传说重新进行解读，站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的角度上，颠覆了许多传统的偏见。

　　2014年6月，朱大可推新作《华夏上古神系》。在朱大可眼中，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共同体特征，它跟世界的分道扬镳，是‘轴心时代’结束后的事情。早在东周以前，亚洲就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亲缘性的区域，基于移民、贸易和战争的推动，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都在开放性的结构中得以交流、融合，而《山海经》就是这种“亚洲精神共同体”存在的文字证明。

　　为了更形象的说明这个问题，朱大可运用比较图像学与比较符号学的知识考察了三星堆文化，认为它提供的核心器物“巨眼”(代表眼睛崇拜)、生命和权杖，便是“亚洲精神共同体”的共同产物，而良渚文化的神徽(出现在玉琮和玉梳背上)，则跟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以及中美洲印第安文明有密切关联，这是华夏文明和世界关联的重要证据，据此，重构上古神话谱系。

　　从澳洲异乡人到中国学人，朱大可用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执著，在中国文化界产生广泛影响。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加曾这样评价朱大可：“他让有些人害怕，因为他拒绝媚俗；他让害怕他的人依然对他心怀敬意。”“他就是安徒生笔下那个喊出‘他什么也没有穿’的孩子！”

　　注：本文综合东方早报《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中国新闻周刊《以“流氓”勾勒中国文化乱象》、新京报《朱大可：“我是左右互搏的高手”》的内容整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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