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昭铭：淡泊宁静道始行———记吕冀平先生

淡泊宁静道始行———记吕冀平先生

戴昭铭

（《学术交流》1999年 第2期·龙江学人风采·）

　　20世纪下半世纪中国社会给知识分子出的最大难题,不是价值选择,而是人格选择。知识分子是以其“术”(知识)为社会服务的,而“术”的灵魂是“道”。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人格选择合于道心方为至善。然而当代中国社会常以情势迫使一些知识分子作出了背弃道心的选择,其人格由是而无足观,其“术”的价值亦因此而大打折扣。吾师吕冀平先生则不然。他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50年,其道德文章人人交口称誉,这在中国当代社会实属难能可贵。吕先生无疑可算是知识分子中少数得“道心”者之一。因此,我们叙述吕先生的业绩,就不能仅仅谈论他的学术成就,而更应介绍他立身处世中一以贯之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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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先生1926年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黄县),青年时曾在伪满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科读书。“八一五”日本投降,学校解散,他失学在家,不久解放战争爆发,继续读书已无可能,百无聊赖中他开始给萧军主编的《文化报》投稿,引起了萧军注意,被邀请到该报当过编辑。1948年因萧军无端被批判,他离开了《文化报》。教了一段时间的中学语文后,他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学教师进修学院”教语法课。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吕先生已成为建国后成长起来的屈指可数的几位最有影响的语法学家之一。如果说吕先生取得成就的内因是他过人的智慧和勤奋的话,那么把一位刚刚接触语法学的青年教师顺利引上语言研究道路的机缘,则是吕叔湘先生1953年9月5日写的一封信。当时已是学界泰斗的吕叔湘慧眼识英才,仅从冀平师寄到《语文学习》杂志和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几篇文章,就断定作者是一个可造就的人才,不仅主动致信表示“很佩服”,而且表示愿意“多多联系”。这封信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和勇气,使他确定了自己的专业选择,开始全面地学习有关语言专业的知识。43年后的1996年,冀平师在为《吕叔湘全集》写的《薪尽火传不计年———记吕叔湘先生》一文中说:“回首往事,感受最深的是四十多年来叔湘先生时时给予我的光和热。”此话不仅是肺腑之言,也是对四十多年中吕叔湘先生对吕冀平先生培育、交往过程中无数事例的高度概括。在中国语法学界,“二吕”的关系已经成为广泛传诵的学术佳话,吕叔湘先生对吕冀平先生的发掘培植,也已成为前辈学者发现人才、扶育后学的典范事例。可以说,没有吕叔湘先生的无私栽培,就没有吕冀平先生的顺利成长和迅速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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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2月,吕冀平先生奉调到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汉语编辑室,参与“暂拟汉语语法教学系统”(简称“暂拟系统”)的制订和中学《汉语》课本的编写。当时参加制订“暂拟系统”的语法学者共是8人,皆一时之选,由张志公先生主持。吕冀平先生年龄最小,然而吕叔湘先生却要他试着起草《汉语》课本语法部分供讨论的提纲。这一安排固然含有要初出茅庐的他从工作实践中学习锻炼的用意,但也足以看出器重和信赖的分量。当时语法体系纷繁,仅影响大的就有黎锦熙、王力、吕叔湘、语言所语法小组等4家,折中取舍极为困难。吕叔湘先生却并不作某某问题该如何如何的具体指点,只吩咐:“一切由你。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吕冀平先生在独立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既受到了锻炼,更受到了吕叔湘先生严谨细密的治学态度的熏陶。

　　尽管以20多岁的青年参与如此重大的具有指导全国性质的国家级研究工作已是学术史上的罕例,然而真正使吕冀平先生一举成名的因缘则是他在“主语宾语讨论”中所起的发动作用。汉语语法学是在引进吸收西方语法学理论基础上建立的。由于中西语言结构的深刻差异,用西方语法理论分析汉语句子极易产生扌干格抵牾的强为之说;而用不同的语法学家的理论分析同一语法现象又可能得出纷繁歧异的结果。其中主语和宾语的分析判定问题表现得尤为严重。完全按意义(施受关系)和完全按形式(次序先后)判定都有一定道理,但都难以贯彻到底。其结果不仅是语法体系各异,更使语法学习者无所适从。1955年,刚到北京工作不久的吕冀平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写成《主语和宾语的问题》一文,《语文学习》杂志编辑部加了长达1000多字的按语和一个栏名“主语宾语问题的讨论”,把它连同另两篇文章一起刊出。由于吕先生文章所提的问题对于汉语的句法分析带有根本性,文章引举的材料带有典型性,提出的问题具有尖锐性,触及了汉语语法分析长期以来的症结所在,文章的分析论证极为细密,而写法的巧妙在于引而不发,把自己的观点寓于提问题的倾向之中,因而很快引发了一场汉语语法学史上罕见的大讨论,吕先生的这篇文章也就成了发动这场讨论的宣言书。这场讨论虽然没能得出最后的结论,但人们从其中得到的收获和启发却是巨大的。它使语法学界普遍认识到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在处理句法分析问题上的重要性,认识到对汉语丰富多样的句型句式进一步作探索、整理、归纳、分析的必要性。1956年12月《中国语文》杂志社从讨论文章中选出29篇(其中有吕先生的3篇),以吕先生的文章居首,辑为《中国语文丛书》之一,由中华书局出版,书名就叫《汉语的主语宾语问题》。从此,吕先生的名字就与著名的“主语宾语讨论”紧密相联而永载汉语语法学的史册。这一年他仅仅30岁。其后4年中,吕先生又连续出版了两部专著:一部是《复杂谓语》,1958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1985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又曾再版);另一部是《语法修辞》(与人合作),1960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部著作对汉语语法描写之精细令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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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吕先生从北京回黑龙江工作。先到哈尔滨师范学院任教,翌年调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工作至今。回哈尔滨工作是他坚决要求的结果。这一步棋固然使黑龙江的汉语教学与研究因有吕先生的存在而得以在全国同行中维持一定地位,然而对吕先生本人的事业发展则未尝不是一椿损失。40年后的今天,当人们问起他为何在事业鼎盛时期急流勇退时,吕先生总是淡然一笑说,他在北京经历了那场空前的反右斗争,见到他的许多极有才华的语言学界的朋友纷纷被打倒,终于大彻大悟,要想洁身远祸,只有抛却“功名”,于是决心返回故里。世事沧桑,忆起当年情景,先生不免浩然长叹。

　　然而边远省份黑龙江在60年代同样不是世外桃源。“三年灾害”、“千万不要忘记”、“下乡办学”,加上日益频繁的政治学习,始终使他难以潜心钻研学问。好在语言学内容不易受政治干扰,这是惟一可以经营的心灵家园。他利用教学之余做了大量学术卡片,然而·92·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袭来,著书立说成了罪状,吕先生彻底失望了,那么多卡片便被吕师母天天用来做引火柴烧掉了。提起这些宝贵资料,先生总是痛心不已地说:“我目光短浅,以为科研二字今后将从词典里消失,留它何用!这是我在文革中最大的损失!”中国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之处就是视敬业与爱国为一理,视事业如同生命。“文革”结束,科学的春天来到,吕先生尽管已年过半百,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四化”建设,不知疲倦地奋战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1979年,他的长篇论文《两个平面,两种性质:词组和句子的分析》发表,标志着他学术生涯中第二次创造高峰的到来。在这篇著名论文中,他对传统句法分析中把词组(短语)和句子按同一种性质、从同一的角度、用同一的术语进行一以贯之的分析的做法提出了质疑,提出在句法分析中应该区分语言单位和言语单位:词和词组是语言单位(静态单位),句子是言语单位(动态单位)。语言单位的内部只分析语义关系,言语单位则与话题、陈述以及自足与不自足等等问题相联系。文章按照这一观点,对句法分析中的一些老大难问题重新进行了探讨,给当时处于复苏状态的语法学界以极大的启迪。1983年,吕先生的新著《汉语语法基础》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36万字的重要著作是他从事语法教学与研究30年后所写的一部全面分析和描写现代汉语语法的代表作。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在《序》中的评价是:“吕冀平教授这部书是迄今为止运用暂拟系统解释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法现象最为详备的一部著作。就我见闻所及,他这部书里接触到并且作出明确解释的语言现象,其广度比之于使用其它体系的著作,毫无逊色,———更明确一点说,恐怕还不止于没有逊色。这一点十分值得称道。它在帮助读者认识汉语方面,贡献是巨大的。”本书的另一鲜明特色是注重语法应用,用了占四分之一的篇幅专列一章来帮助读者提高言语运用的实践能力。吕叔湘先生在一份推荐信中评及此书时认为“其叙述之细致,论断之稳健,在同类著作中实为高出一头。”《语文研究》1984年第1期上发表的任力先生的书评也给予了高度评价。1986年,本书荣获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9年,本书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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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语法研究外,吕先生在学术研究中的另一重要领域是汉语规范化。由于十年动乱,我国书面语语文质量严重下降。早在1978年的苏州会议上,吕先生就以语言学家的敏感及时而尖锐地提出了消除语文混乱、加强语文规范化的意义和途径。80年代中期以后,吕先生开始把精力投入语言规范问题方面。这时他已经“吾道不孤”,聚集在他周围已有一批经他培养而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后起之秀。他通过合写文章、他任课题组负责人集体承担课题等方式培养出了一个以汉语规范研究为主攻方向的学术群体。在他与笔者合作的4篇文章中有3篇是关于语言规范问题的,其中发表于1985年第2期《中国语文》上的《当前汉语规范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论证了语言规范和语言发展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判定语言是非的“效率原则”,探讨了关于语言规范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成为新时期中同类研究中纲领性的文献。进入90年代,以他为负责人的课题组完成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当前我国语言文字使用上存在的问题及其规范化对策的研究”,并通过了国家鉴定。吕先生在其中的“引言”中阐述了4个方面重要的理论问题,反映了他十几年来在语言规范理论方面思考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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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从1948年脱离《文化报》、进入教育界算起,吕先生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已经整整50年。这50年中,中国经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而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吕先生也完成了由一名热血青年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中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的转化。计吕先生五十年来笔耕所成,有专著(包括主编)6部,论文约80篇,凡百余万言。数量似乎不多,然而件件皆精品,经得住反复推敲和时间考验。就中国语言学界而言,吕冀平先生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使吕叔湘先生一贯倡导并身体力行的“严谨、务实”的学风得以继承发扬,这是全局之幸;就黑龙江而言,吕冀平先生把吕叔湘先生的学术薪火带回本省,不仅使一个偏远省份的语言学独多沾溉,而且使我省的语言学名扬海内外,更为我省的语言学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又是黑龙江省之幸。在工作职务以外,吕先生曾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第三、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语言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语言学科组成员、“八五”规划语言学科组副组长,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顾问。1985年吕先生曾荣获省优秀教师标兵称号,至于其余各种荣誉和奖励更不可胜计。他的名字和事迹已收载入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中国当代语言学家》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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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对于名利和荣誉,吕先生表现得相当淡泊。他对于许多理所应得的荣誉和地位一再辞让。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多次采访要求,不是被他一口拒绝,就是因他用一再推托延宕的策略而不了了之。有一次某电视台要求采访,说其中要有一些他们夫妇在校园内散步的镜头,他风趣地婉拒道:“要是有个摄像机跟着我,我肯定就不知道该怎么迈步了!”事情只好作罢。吕先生喜静不喜动。除了上课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看书、研究、写作和批阅文章上,业余爱好只是偶尔下下象棋,而且只是在家里跟老岳父对弈。然而自从三年前老泰山去世,他在家中已无棋伴儿。他的健身活动仅是每日傍晚的散步。除了职务份内的评审会议和研究生教学以外,大部分国内外的会议邀请、讲学邀请都被他束之高阁。仅仅因慕名而求见的成功率自然就很小了。是不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呢?固然其中有此种心理因素,但也并非全然如此。熟知吕先生者,常惊异于他对那些诚意求教者可以一谈两三个钟头而不知累,对不少写得很糟糕的习作也能耐得下性子再三修改,甚至当面批改,直至满意为止。久而久之,弟子们甚至同事们都摸透了他的脾性:拜求吕先生,先要正心诚意,心诚则灵。吕先生是君子,君子当然也可欺以其方,吕先生受蒙骗的事偶而也有,然而发现以后最终他仍能淡然释然。吕先生是尊佛,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笑世上可笑之人。笑了之后,还有普度的义务不是?

　　做弟子的笔者常常笨想:像吕先生这样的一生可谓无憾矣!处于半个世纪的翻天覆地的社会折腾中并无损伤,为绝顶聪明之人而名至实归,有传世之作而弟子成行,无论是否同行、贤与不肖、忠厚与狡黠,凡知之者必有口皆碑。如此成功,其一贯之道安在?某次吕先生告知:他信守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乃天下之至道,自然之道,至诚至善之道,无过与不及之弊,有至察至明之用,实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半个多世纪以来确实因被歪批曲解而久违了。然而惟其是道之极至,信之则易,守而行之则不易。要守而行之于终身并使无所不在则更难,其前提关键在于做得到淡泊宁静。如吕先生,不仅天赋其中庸之道之根性,而且在三十多年前即已悟道得道。观吕先生一生,无时无处不有此道神之明之,辅之翼之,能淡泊宁静之故也。弟子诸君,包括不才,敬之听之则不难,仿之效之则不像。何也?既缺少道根道性,又难以做到淡泊宁静故也。然则呜呼!微吾师,吾谁与归?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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