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锦鋐：中學國文教學的本質

　　國文教學方法在內容上說，是最枯燥的一門學科，它都是些原則性的條文，同時也是最沒辦法用力的一門學科，即使把放學法背得滾瓜爛熟，還是漫有用。在應用上說，它不僅是學理原則的了解，而是要力行實踐的具體表現。而且最令人捉摸不定的，又是在力行實踐中間，沒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因為方法只是連「理」的工具，它本身並不就是「理」。方法所表示的只是呆板的條文原則，力行實跤的當中，可能有種種意料不到的問題發生，那是教學方法所不能負責的。所謂「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道理就在這裏。陸機文賦裏說：「操斧伐柯，其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可做為教學方法與實際應用關係的說明。因為，教學方法雖然有它不變的原剐，但教學技術的運用，却是不斷的在變。今年的方法，可能不適用於明年。甲校可用的，可能不適用於乙校。甲教師可用的，可能不適用於乙教師。教學方法能否運用得恰到好處，達到至善至美的境地，全在於教師自己把握斟酌運用，隨着時間的不同而改變。所以孟子說：「教亦多術矣，不層教之是亦教之者也。」後漢書記載馬融教學，是前授生徒後列女樂，朱子語類裹面記載「程門有立雪之教」。「學不厭，誨人不倦」是教師應該遵行的最高原則，「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者，則不復也」，又是技術運用的結果。所以孔子說：AA「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王弼對於「權」的意義，有很好的解釋。他說：「權者，道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說。」（註三）這幾句話可以做為教學方法運用變化的具體說明。孟子於齊，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陳臻不明，問孟子曰：「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這就是陳臻只知道不變的體，而不知因應變化的用。教學方法只能告訴我們不變的體，不能告訴我們因應變化的用。論語裏也有一段故事：

　　子路曰：「聞斯行諸？」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諸？」

　　冉有問：「聞斯行諸。」

　　子曰：「聞斯行諸。」

　　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于曰，聞斯行諸。赤也惑，敢問？」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這都是說明教學方法不能固執原則要因應變化的例子。許多人有一種錯誤的觀念，認為良好的教學，歸功於一種特殊的教學法，其實是不對的。任何一種教學法，在某些情況之下，可以產生良好的效果，但在另一些情況下，則產生不良的效果。決定運用那一種的教學法，要看課程的性質，教師自己的能力個性，學生的水準，以及學校的環境，教學的設備，才能決定用那一種教學法是最適宜的。如果不根據這些客觀條件，墨守成規的死抱着一種教學法，一定是不會好的。教師必須根據不同的情況，不同的條件，採用不同的方法，去適應教學的實際情況。沒有一種教學方法是萬應靈藥。方法只是告訴我們固定的原則，至於實際所發生的情況，要靠教師自己因應運用。這好比下象棋一樣，告訴你下棋的方法只是：「車走直，馬走日，砲有架則食。」最多只能告訴你起初的幾步走法，至於以後棋局的變化，那要靠自己因應的技巧了。

　　但是，不變的道理易知，燮的道理難明，什麼地方應該變，怎麼變法，這要靠教師隨時的研究，單憑方法不足以應付之。方法之外，靈活的運用，直覺的了解，詩意的體會，都是教師應該首先研究的課題。

　　方法本來就是有用而無用的東西，你說它沒有用，又非它不可，你說它有用吧，它本身又只是一些枯燥的原理原則。所以必須把原理原則與運用技術密切的配合，教學方法才能發揮出力量來。就像圓規畫圓一樣，圓規的一隻腳是不動的，另外一隻腳在旋轉，才能畫出一個圓來。不動的那隻腳，看似沒用，但沒有它，圓是畫不好的，畫圓的那隻腳看似有用，其實還需要靠另一隻不動的腳為中心，圓才晝得出來。教學之能產生效果。也是要靠方法與技術的配合運用才可以。 但是，如何來運用呢？我認為：中學國文教學技術連用的本質，應該是含有高度的藝術配合，精密的科學步驟，還加上師生的情感交流，玆分析如次：

　　在教學的藝術性上說，必須高度的配合。中學國文教學方法本身雖不是一門什麼了不起的高深學問，但必需要高深的學問為基礎，除了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文法，修辭之外，其他文學批評，文章作法，甚至講演學，辯論學，目錄學，板本學等都應該有相當的修養，但是這各科學識又不是孤立的，而是要密切的配合，可能在講解一個字，或是一個詞當中，同是需要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等的學識，而這許多學識又要融合的運用，不是單獨來講文字學或聲韻學。國文教師應該利用文字、聲韻、訓詁、文法、修辭來教國文，不是利用國文來教文字、聲韻、訓詁、文法、修辭。一個完美的教學過程，應該是融合貫通各科學識，藉教學方法表達出來。就像蜜蜂釀蜜一樣，那小小的一點蟹汁，却是吸收了千花的精華提煉出來的。這樣，學生才能得到益處，這也就是教學藝術性的具體表現了。

　　中庸說：「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程子注說：「五者缺一非學。」孔門雖分四科，但朱子却說：「學不可以一事名，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學也。」這種說法，也可以做為教學是高度藝術的綜合的最好注腳。

　　中學國文教學不但需要本科的各種學識的配合，同時還需要自然科學知識的配合。譬如教師講解「滑翔機運動」這一篇課文，假使教師自己沒有受過滑翔機訓練，或是參觀過滑翔機起飛，這一篇課文是很不容易講得很透徹。前些年中央日報刊載過中山大學入學命題，以唐人張繼「楓橋夜泊」詩，命考生說明其中的物理現象。假使不懂物理常識，這首詩的物理現象是說不出來的，由此可知國文教學是需要各種學讖的綜合運用。

　　藝術的配合不單是有形的學識，尤重於無形的綜合體悟。中國許多文字並非查字典可以解決的，有賴於教師高明的誘尋，才能領導學生心靈進入文字所表現以外的高妙意境，使他們熱心學習，並企求進一步的深造，人類心智的容積是無限的，一個人知道學生延續生命需要最低限度的飲食，也知道他所能吸收的最高限度的食物量，但永遠沒有一個人知道，甚至沒有一個人猜得到，一個學生願意獲得多少知識，能消化多少知識。所以，教師如果不去研究較高的抽象領域，和更深入的問題。只教學生一些有形的教材本身，學生即使把教材背得熟透爛透，還是不能達到創造的程度。

　　無形的啓誘，不在於教材文字本身的釋義，而重在文字以外的含意。例如「春」字，字面的意義，只是一年四季的開始，但朱自清却形容它為剛落地的娃娃，一切都是新的。像强壯的青年，彎着胳膊向前進。又像花枝招展的姑娘，向着我們迎前來。這許多意義，是文字本身所不具備的。當我們看一幅畫，那空的地方，有時也具有藝術的價值。聽昔樂演奏會，有時突然的停頓，這種停頓不演奏，有時也有它音樂的效果。「此時無聲勝有聲」，正是藝術無形的配合在國文教學中的重要性的最佳說明。了解了這個道理，我們就可以知道為什麼范仲淹寫「岳陽樓記」、却要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道理。歷史上先隱後顯的人物很多，而歸有光寫「項脊軒志」，卻偏選擇了巴寡婦清與諸葛亮二人為此喻。

　　陶淵明桃花源記最後一段話說：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郎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土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逐無人間津者。

　　或許有人會懷疑其敘述的不合理，既然漁人「處處誌之」，而太守派人跟着去尋找，當不致於找不到吧，但我們要知道這篇文章是「桃花源記」。桃花源的意義是「世外桃源」，世俗人不可得而入的，假如漁人可以帶人而入，這個地方就不是桃花源，而是觀光地區了，如此就與本篇題旨不符。所以必須有最後這一段文字，以迥應本文的題旨。按理說，連漁人也應該不可得而入才對，但是我們知道，道家有所謂「言則離道，不言不足以明道。」假使漁人不得而入，這篇文章也就無從寫起，因此必假漁人無意誤入，但也只准有一次，這是漁人所以「處處誌之」而又不得而入的原因。由此也可見作者立意之妙，設想之奇，是寫作藝術的最高表現。國文教學也愿該注意這種文字以外的藝術技巧，才能把作者高妙的手法表達出來。對學生寫作的訓練才有幫助。諸如此類的道理，絕不是字典、辭書可以查得封的，而是要靠教師的學識修養，與高度藝術形象領悟力的配合：才能有完滿的表現。

　　其他，有關各科學識的融合，無形的藝術技巧的領悟外，時間的運用，以及教師動作表情恰當的表達課文文意，使無過與不及之差，也是非常重要的配合，但這都是衆所週知的事，這裏不再嘵舌了。國文教學必須要各個項目密切的配合，那才是教學藝術的高度表現。

　　在科學的步驟上說，語文訓練都是些習行的事，並不是有什麼特殊技倆，以博學生哄堂大笑為能事，而是平平實實的指導學生，從平凡的實踐中，尋求衆人所忽略的重要問題。佛說：「一粒沙中，可以看出三千大千世界。」科學的步驟，就是要指導學生「從一粒沙中」去發見「三千大千世界」。世間的道理，說破了不值錢，但要說破一個道理之前，非經科學的不斷的實驗不為功。蘋果墜落地上是地心吸力的緣故，這是小學生都知道的問題，但是牛頓部經過無數次的試驗才發現的。深奧的學理，往往寄寓於平凡的現象之中。科學的步驟，就是要從平凡的現象中，去發現深奧的道理。伽里略看見風吹草搖，發明了鐘擺的原理：瓦特看見水沸蓋動，發明了蒸氣機，把人類文明推進一大步。這些偉人的發明，都是從枷小平凡的事物現象中所發現的。古人教學目標：志在為聖、為賢，但人手的地方卸非常細微，道理就在於此。朱子小學書題記載八歲入小學，不過是傳授些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而已。但這灑掃、應對、進退的小節郊是入聖入賢的階梯。所以朱子說：

　　學者當循序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亦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本在是。這很可以說明科學的步驟。

　　中學國文教學的科學步驟重在歸納原則和比較異同。使學生自己掌握住在閱讀過程中解決困難問題的鎖鑰。以詞語教學來說，應該歸納其用法，比較其異同，使學生知道在什麼情形之下必定要作什麼解釋，或在習慣上却一定要這樣講。如以「叫」字為例；

　　小狗在叫（叫有吠的意思。）

　　媽媽在叫你哪！（叫有召喚的意思。）

　　爸爸叫弟弟去買香烟。（叫有打發的意思。）

　　我們叫個紅燒魚吧！（叫有要的意思）

　　這幾個「叫」字，習慣上都有它不同的含意，假使不去仔細比較，雖然意義也明白，但永遠不會徹底的了解。 有些詞義在什麼時代一定要作什麼講，到了以後就轉變了。有些詞義雖然以後也作那樣講，但有某些的條件限制。

　　以「慮」字為例：假使把它當作單詞來看，現在可以說它是死詞，但把它作為詞素來看，它還遺留在現代語雷中。古代可以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慮」字可以單獨用，可是到了現在它只能作為詞素，如「顧慮」、「考慮」，或且出現在成語「深謀遠慮」、「深思熟慮」中，不能單獨自由運用了。

　　又「慮」字現在常和「憂」字連用，所以有人把「慮」解釋為「憂」。如漢書裏面的「為百姓萬世慮」：中華大字典就把「慮」字解釋為「憂」。看似可通，其實是不對的。說文說：「慮，謀思也。」在漢代「慮」字沒有「憂」的意思。「為百姓萬世慮」只是「為百姓萬世打算」的意思。

　　有些詞語，很早已是複音詞，但是古人往往加以區別。

　　如：婚姻，它很早就是複音詞，但說文還說：「婦家為婚，婿家為姻。」又如饑饉，也早已是複音詞，但後世還要區別為「糓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因為要區別他，則往往把一個詞解釋為兩個詞，結果就錯了。如史記項羽本紀裏面說：「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張守節正義說：…口人馬俱驚，開張易舊處，乃至數里。」他把「辟」字當作「闢」字，作「開張」講，「易」字作「更易」講。把一個詞拆為兩個字解釋，這是不對的，其實「辟易」就是「倒退」的樣子。不能拆開解釋，這都是不明瞭詞語歷史發展的規律所發生的誤會。科學的步驟就是要從錯綜紛紜複什的詞義演變中，整理出一些規律出來，讓學生能够掌握，去解決閱讀時的困難。當然，有些規律不是絕對的，如「言」與「語」的區別，有人肯定的認為「言」只能帶指事物的賓語，如「言病」「言事」。「语」字為告訴不不具備的。雖然史記中「告訴」的意義，「言」字也具储。如：「人上書言意（即淳于意）」（扁鵲倉公列傳）。「走復入言沛公」（酈生陸賈貿列傳）。這只能說是例外。一般來說，語言的規律，大致可以適用於多數的例子。

　　當然，教學生接受這種所歸納的規律是有先後的次序，不是毫無原則的隨便想到什麼，就說

　　什麼，科學的步驟的精神也就是在此。子夏會說：

　　君子之道，孰先傅焉，孰後倦焉，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程子也說：

　　君子教人有序，先致以小者，近者，而後敢以大者，遠者，非傅以小近，而後不教以遠大。

　　這都是古人教學的科學精神的表現。國文教學能知道何者為先，何者應後，使所要講述的材料，成為一有系統、有條理，合乎邏輯的過程，那教學就相當成功了。

　　在情感的交流上說，似乎是國文教學的題外話，但是，我們知道如果教師教學是如何的合乎藝術性、科學性，然而學生不聽，其效果也是等於零。要使學生樂意聽教師的教學，樂意接受教師的指導，師生之間情感的建立，非常重要。

　　教師與學生情感的建立，應該坦誠。教學技術雖然要因應變化，但對待學生的態度要真誠不變。記得以前看過一本複式教學法，裏面記載一段話說：「教師點名時，對學生姓名有不認識的，可以跳過去不點，學生因恐被記曠課，必會站起來問老師，那時教師可問他叫什麼名字，這樣就可以知道學生姓名的讀音了。」（大意如此）又說：「如果學生提出問題，教師不知道如何回答，可反復問其他學生，這樣也就到了下課的時候了。最後叫其他學生回去查索，等下次上課再討論。這樣教師就可以從容回去查考，表示並非自己不知道。」這是欺騙學生的方法，假使學生也看到這遭本書，拆穿了教師的謊言，那時學生對教師的信仰全失，以後說什麼學生也不會信服了。學生姓名的讀音，應該在上課前查考清楚，即使有不認識的怪字，也應該直接詢問學生。學生所提的問題，教師苟有不了解，也應該坦誠告訴學生，等回去查考後再答覆，不可以賣弄小聰明，矇蔽學生。教師取得學生的信仰，不是在於應付，而是真誠的去關切他們，了解他們，引導他們自發，向上不懈的努力。良好的教師，是能去愛護學生，進而了解學生的個性趨向，幫助他們多方面的發展。這樣才能建立師生彼此的感情。吉爾伯哈艾特說得好：假使你不真正喜歡孩子們，也不愛護青年男女，最好是放棄教學。過去私塾的教學，是學徒制，雖然教師管教得很嚴，但彼此的情感却很好。因為那時學生少，教師經常和學生接觸，日子久了，自然會產生出師生之情。現在學校因為學生數太多，教師課業負擔很重，不能普遍的照顧學生，因此師生間的情感反而不如過去的私塾時代，甚至學生有不知教師姓名的。在這種情形下，教師要達到傅道、授業、解惑的目標，那真員是戛戛乎難矣哉，師生間情感的交流，是教學成功很重要的因素。教師授與學生智識固然重要，用什麼方法使學生接受這智識更為重要。如果重視授與智讖，而不重視用什麼方法使學生接受這智識，那教學的結果，必將是失敗多於成功。然則，要使學生樂意接受教師所傳授的智識，首先必須建立師生之間的情感。北宋的大教育家胡安定（瑗），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愛敬如父兄（見宋元學案安定學案）。一個教師必須視學生如子弟，而後學生亦愛敬之如父兄，這樣知識的傳授才不致落空，教育的效果，才能確保。胡安定在北宋為一大教育家，其門弟子成名者不知凡幾，據宋史儒林傅記載：「瑗（安定）居太學，其徒盆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安定講學能吸引人到這種地步，他的學問道德固然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但他「愛諸生如其子弟」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之一。一個成功的教師，其本身除了具備豐富的學問，崇高的品德之外，還需要有對學生濃厚的感情。然後才能够實現傅道、授業、解惑的理想。父母所傅給兒女的是肉體，教師所傳給學生的是精神，必要師生間情感的交流，而後才可以達到古人所謂「薪盡火傅」的目標。

　　中學國文教學成功與否，全視其教學是否能够具備藝術的配合，科學的步驟，以及師生間情感的交流，但是這三種又並非孤立的，而是要融合一體，密切無間的表現出來，最理想的國文教學是這三者密切結合的昇華作用，不是各自獨立的機械的說明。古人常說文章的意義不是在文字的本身，當於無字處求之。國文教學法也不是在方法的本身，當於方法之外求之。莊子外物篇說：「荃者所以在魚，得魚可以忘荃。蹄者所以在兎，得兎可以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可以忘言。」可以說是運用教學法的基本精神。國文教學能做到這種地步．而後教學之能事始畢，教學之功用始顯，那就可以說是「由技而進乎道」的境界了。

《黄锦鋐：中學國文教學的本質》由河南新闻网-豫都网提供，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edu.yuduxx.com/sxks/zk/399867.html，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