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 曹洪顺：世纪之交的语文教育大讨论述评

　　摘要：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的语文教育大讨论，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大讨论已经经过了引发、高潮、反思和深化改革四个阶段，涉及的问题几乎涵盖了语文教育的各个方面，主要有教材、教法、考试制度和教师等问题；大讨论有广泛性、全面性和深刻性的特点，促进了语文教育改革，是我国语文教育界迎接21世纪人类最伟大变革的前奏；对大讨论中几个问题要有正确的观点和看法。

　　关键词：语文教育；大讨论；背景、过程、特点和意义；促进；深化改革

　　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一场关于语文教育问题的大讨论，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这场大讨论，参加人数之多，涉及面之广，讨论之热烈，研究之深刻，持续时间之长和影响之大，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实属罕见。它大大地推动了语文教学改革的进程。大约从2000年初开始，这场讨沦进入了深化语文教学改革阶段，就基本上仅限于在语文教育界内部进行了，看来还有可能持续一段时间。现在，是考察一下这场大讨论的背景、过程、所涉及的问题、特点、意义和由此引发的值得思考的问题的时候了。

　　一、大讨论的背景

　　有关语文教育问题的这场大讨论，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世纪之交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看，2l世纪将是一个知识化、学习化、创造化的社会，知识的创新、传播和应用，是这个社会的根本特征。为了迎接未来的挑战，从20世纪60年代起，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把自己的发展战略重点调整到科技和教育上来，视科技教育为国家发展的动力。为此，他们不但加大了教育的投资力度，而且对教育本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这次教育改革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知识的创新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基础，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但是，20世纪50—60年代，我们国家不是按照1956年党的“八大”所确定的正确方针，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而是大搞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1962年进一步确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1964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开始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每一次运动都有一个中心，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给我们国家的教育、科技和各项文化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损失极其惨重。

　　正因为这样，从60年代开始的波及全球的教育改革，在我国却是在“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开始的，比人家晚了整整20年!我国这次教育改革，不仅起步晚，而且起点低，缺乏先进的教育理论作指导，整个师资队伍业务素质不高，物质条件的准备也不够，可以说是先天不足。而在此后不久，中小学教育又误入了应试教育的歧途，真是雪上加霜。就这样，学生创造性的培养不但没有成为学校教育的主旋律，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压抑。这期间，虽然也有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注意培养学生创造性的名师名家，但是与数以千万计的水平一般或者偏低的中小学教师相比，不过足九牛一毛而已，成不了什么大气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尤其是世界各国改革大潮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人们的竞争意识、发展意识、未来意识、创造意识、效率意识不断增强，我国中小学教育改革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以及应试教育给学生身心发展所带来的戕害突出出来。这样，作为中小学教育核心课程的语文教学，也就成了世纪之交中小学教育改革的重要话题。

　　中小学教育是一个由多学科组成的教学体系，语文教学年在的问题，其他学科同样存在，可人们为什么特别钟情于语文教学呢？

　　第一，语文教学是母语教学。（录者：这一表述有可商榷的空间）这就决定了语文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性、工具性和能力性的学科，还是一个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关系着学生心灵塑造的教育性学科，它肩负着传递民族文化传统、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任务。这一点，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是一样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并不是西方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同化，而是以各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为前提的多元化；是一个各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促进、携手向前的过程。只有这样，我们这个世界才是丰富多彩的，世界的发展才具有永恒的动力。也只有这样，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才能显示出自己的价值。可是，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却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而第三世界国家的青年一代，也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向西方文化倾斜。这样，在学校教育中，如何对青年学生进行民族文化教育，也就成了第三世界国家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很明显，语文教学在这个改革中是首当其冲的，人们特别关注它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其实，人文性本来就是语文教学的根本特性之一。如果说，数理化学科的意义在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那么，学生的人文素质则主要是靠语文、政治、历史等人文学科来培养。人文性本来就是语文学科的根本属性，语文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或者说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学习一个民族的语文，同时也就学习了该民族的文化。这样一来，语文教学就成了语言工具的训练和人文素质教育的综合。这就是说，我们在进行语文教学的时候，语言和文化不是作为两个东西出现的，而是一个整体，没有人文，就没有语言这个工具；丢掉人文，也无法掌握语言这个工具。在语文教学中，工具性和人文性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侧面，不可割裂，不可偏废，互相沟通，互相交融，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不存在限制这一个，张扬另一个的问题。2l世纪的人，应该是科学性和人文性都得到充分发展的人。而事实证明，人文性的失落，是工业时代教育教学的最大失误。因此，在目前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里，人文教育显得特别迫切和重要：它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各种社会规范得以落实的主要保障；它为人们的生存竞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提高着人们的精神境界和事业境界；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它给人们指明正确的追求方向。所以，缺少人文关怀的教育，不是全面发展的教育，也不符合未来社会的要求，更不利于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和健康发展。而语文教学在人文教育中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就语文教学本身来说，这场大讨论也是现代语文教学，尤其是新时期语文教学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现代语文教学，从20世纪初“语文”单独设科算起，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了。前半世纪，由于经济落后和战乱频仍等种种原因，它还只是处于初步的推行阶段？理论探讨和实践提高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叶圣陶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语文教育家，还是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新中国建立后的头30年，在“左”的思潮影响下，语文教育一直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和建树，反而留下了不少后遗症。我国现代语文教学的实质性进展，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才开始的。但是，和整个教育事业一样，如前所述，改革伊始就先天不足：没有什么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资借鉴，理论研究力量薄弱，教师素质不高。在十分无奈的情况下，人们就把目光转向过去或者国外，有的到古代传统语文教学或“五四”以来叶圣陶等人的语文教育理论里去寻求指导，有的向发达国家先进的教育理论里去寻找答案。

　　应该说，这个时期语文界对语文教育历史的研究还是很有成绩的，对外国教育理论的借鉴也有某些进展，但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制约，特别是受语文师资水平的限制，再加上应试教育的干扰，短时间内还不可能创造性地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语文教育理论和教学体系。这样一来，低水乎的语文教育理论，就无力指导，甚至会误导语义教学的实践，在大讨论中，人们对把语文的“工具性”作简单化理解的批评，对语文高考命题方式及内容的批评和不满，对语文教学效率低下的责备，对语文教学方式和方法改革的呼唤，都可以说明这一点。所以，这场语文教学大讨论也是语文教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大讨论的过程和所涉及的问题

　　这场大讨论，大体上可以分成四个阶段：1997年底的引发阶段、1998年的高潮阶段、1999年上半年的反思阶段和2000年以来的深化改革阶段。第一，引发阶段。引发这场大讨论的是《北京文学》1997年第11期“世纪观察”栏目的3篇文章。一位作家身份的小学生家长、一位大学教师及一位离职不久的中学教师，从不同的角度对当时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言辞颇具煽动性。再加上《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新民晚报》、《文艺报》等诸多新闻媒体纷纷转载和评论，一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关于中小学语文教育问题的大讨论拉开了帷幕。这年12月4日，《北京文学》又召开了“忧思中国语文教育”研讨会，进一步研究了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12月13日的《文艺报》在头版发表了会议综述，同时还发表了题为《我不同意这样评价中学语文教学》的署名文章，意在引起争鸣。这个阶段的讨论，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语文教育思想陈旧落后、教学方法僵化、教材刻板单调、考试制度不合理等。

　　第二，高潮阶段。1998年，语文教育大讨论达到高潮。《中国青年报》自2月26日起，开辟专栏就“语文，该怎样教”的话题，进行系列讨论；《中国教育报》自2月底至3月中旬，也辟“调查报道”栏目，连续5期刊载了该报记者的系列报道：“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现状的调查与思考”；同时，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合作开辟；了“语文教改”专栏，进行了将近一年的讨论和争鸣。这期间，《北京文学守在第3期推出了一组文章，对中小学语文教育进行了更加激烈的批判，《中国青年报》转发了其中的两篇：《误尽苍生》和《语文课：我们失去了什么》；《误尽苍生》一文把批判的尖锐程度推到了极致。《北京文学》继续造势，在第7、10两期刊登了两组对大学教授的访谈录。11月，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收入了40余篇有代表性的讨论文章。总的看来，这一年的讨论，仍然足以批判为主，涉及的问题主要有：(1)语文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明确、不完善，不重视学生个性发展，缺乏对人性、人文精神的关怀，忽视文学教育和美育。(2)语文教育指导思想僵化，缺乏时代精神，固守极“左”时代遗留下来的陈旧思想，用统一的思维模式扼杀学生个性和创造性的发展。(3)教学方法机械呆板，课堂教学长期只有以教师为主的串讲式或启发问答式等一两种方法，忽视了学生的主体需要。(4)教学手段存在严重弊病，现行教材、教学参考书的内容十分陈旧、落后，不适应时代的要求。(5)教学评占不科学，标准化考试存在严重问题，有的甚至说这是造成语文教育问题的罪魁祸首。

　　这期间，面对大众媒体的日益激烈的批判，语文教育界试图做出冷静客观的回应。1998年3月7日，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和报刊社、北京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等单位，在北京联合召开厂“语文教学的成绩、问题及改进方法”座谈会，肯定了全社会关心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热情，同时强调必须用全面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看待语文教学；应该肯定20年来语文教改的成果，同时也要认识到语文教学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第三，反思阶段。到1999年上半年，关于语文教育问题的讨论依然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中国青年报))1999年2月3日刊登对著名特级教师于涟的访谈《孩子没有第二个青春》，3月18日刊登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周正逵的访谈《语文标准化考试——拥护者甚少，反对者居多》，4月26日刊登4位教授对1998年语文高考试题的批评。4月，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收录了50多篇讨论文章(现在看来，这本书中有一些文章出发点是有问题的，有的人似乎在借语文教育大讨论之机，发泄自己的某种情绪。这是语文教育大讨论中的“杂音”，有很多同志已经对他们的这种不健康的情绪提出下批评)。6月，中华工商联出版社出版了《杞人忧师》一书，据说这是《审视中学语文教育》的姊妹篇，是对中国教育的深层次问题的思考(现在看来，有的文章也带有明显的片面性)。

　　总的看，这一阶段的讨论，氛围逐渐由激烈的批判转向客观冷静的分析，人们开始关注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5月初，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教学实验中心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教育要三个面向’与2l世纪语文教学”座谈会，5月18日的《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会议综述：《为2l世纪语文教学进言》。文章指出了吸取传统语文教育经验和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重要性，把确立和发展学生的主体性作为改革语文教学的重要出路。6月上旬，《中国教育报》陆续刊登了记者的系列报道“如何改革中小学语文教学”，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如“在生活中学习语文”，“走出串讲串问的模式”以及扩大阅读量、转变教材观等。6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北京特级教师顾德希的文章《语文教学的病根》。顾德希认为，不能把语文教学的弊端简单地归因于标准化考试，对试题的“大批判”解决不了语文教学的问题；要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不可脱离语文的实际运用。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教学第一线语文教师的意见和思考。

　　第四，深化改革阶段。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语文教育问题的社会大讨论逐渐转移到了语文教育界内部。语文教育界的专家学者以及教学第一线的广大的语文教师，对语文教育的问题投入了更为积极主动的热情，并且主要从“立”的角度，探讨了构建新型的语文教育理念及教育体系的各种可能性。例如，北京《中学语文教学》杂志从2000年第1期开始，开辟了“问题之鉴”专栏，有计划地按专题进行讨论。第1期发表的是《两年回顾》，摘录了两年多讨论当中的一些论点或言论。从第2期开始，就“语文课到底怎么了？”“‘语文’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等三个论题，展开系列讨论，已经发表厂几十篇文章了，看来，这场讨论还将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针对《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审视中学语文教育》和《杞人忧师》三本书中有些文章在认识上的片面性，同时也是针对语文教育人讨论中发表的一些带有明显片面性的观点，2000年12月，教育科学出版社又结集出版了《问题与对策——也谈中国语文教育》一书，收集了40余篇论文，大多数是语文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和语文特级教师写的，比较客观地分析了我国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把这四本书都读一读就会发现，有的文章叫人读了，对语文教育越来越没有信心，觉得有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而有很多文章叫人读了以后，既感到问题的存在，又能增强解决问题的决心和信心。

　　在语文教育大讨论的推动下，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步伐明显地加快了，并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最明显的标志，就是2000年3月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及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修订和颁布，这次颁布的大纲，在对语文学科的性质和功能的定位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开宗明义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明确，毫不含糊。同时，大纲强调了语文教学中要以学生的发展为本；要加强实践，重视积累，拓展学生的创造思维，致力于学生语文素质的整体提高；要改革教学评估制度，以保证语文教学改革的顺利进行。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全国的中小学都按照新的语文教学大纲所编写的语文教材进行教学，整个语文教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颁布的初、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分别标明的是“试用修订版”和“试验修订版”，这就又预示着，现在的语文教学大纲和教材仍然是过渡性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还要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地进行改革和修订。

　　很明显，世纪之交的语文教育大讨论，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了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各个方面。大体上说来，主要的是教材问题、教学方法问题、考试制度问题和教师问题，此外，还有如语文课的性质问题、教学的目的任务问题、教学手段现代化问题、汉语文的特点问题、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问题、识字教学问题、听说渎写教学问题，乃至于怎样评价改革开放20年来语文教学的成败得失等等。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教育思想问题。

　　三、大讨论的特点和意义

　　首先，这场大讨论初期有所谓“圈内冷，圈外热”的特点。这里的“圈内”是指语文教育界内部，包括工作者、语文报刊编辑人员，中小学语文教师及与语文教育有关的单位和部门。这个特点是非常明显的。第一，1997年底发起这场大讨论的是《北京文学》和《中华读书报》等“圈外”的报刊，不是语文报刊；第二，最初对语文教育发表批评和批判意见最多的是作家、大学教师、记者、非语文报刊的编辑人员、学生家长等；语文教师或其他语文教育工作者也有，但不多。直到“圈外”的人们热热闹闹地讨论了很长的时间厂，才有比较多的“圈内”的人出来说话。大约讨论了一年多或更长的时间了吧，有些语文报刊才开始发表讨论文章，但不外乎这样几类：一是综述文章，客观地介绍大讨论的情况；二是说明情况的文章，是村某些批评和批判意见的解释；三是反批评的文章，即对某些批评和批判意见的反驳。

　　有人认为，圈内之所以冷，是因为广大语文教师及其他语文教育工作者身在其中，身受其苦，20年来几经呼吁也无济于事，于是就麻木了；麻木的表现就是沉默。沉默既久，爆发也就势所必然。这个说法带有一定的煽动性，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据笔者所知，讨论开始时，有些圈内人对圈外人所发表的一些意见，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是对一些批评和批判意见，从感情上有点接受不了，觉得有些人只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太片面了。如举出几个极端的例子，就说三道四，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其实，你能举出几个极端的教师没有教好和学生没有学好的反面例子，说明语文教学有问题，我也能举出更多的教师教得出色、学生学得也非常好的正面例子，说明我们的语文教学搞得并不坏。就算是语文教学有问题，你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痛，不知道我们的难处；你说我们水平低，你为什么不或辞掉高官，或走出创作室、编辑部，来当一名语文教师，做个样子给我们看看？有的同志说，文学刊物发行量上不去了，想借批评语文教学引起轰动，提高一下发行量；有的说，作家创作灵感没有了，想到外面去寻找点刺激，就找到语文教学了；有的说，研究生有点寂寞了，想引起人们注意，出出名。总之是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事实证明，从总体上看，这场大讨论对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还是有好处的，个别意见有片面性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讨论之初圈内冷，圈外热，不能说是正常的，只能说是暂时的现象，因为讨论的是语文教育问题，要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圈内”的语文教育工作者尤其是广大中小学语文教师的积极参与；没有他们参与，任何关于语文教育问题的讨沦都是空话，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其次，这场大讨论具有广泛性、全面性和深刻性的特点。

　　远的不说，单就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关于语文教学的问题，就曾经开展过几次讨论，但几乎都是在语文教育界内部进行的。这些讨论，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同时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影响是有限的；讨论的过程和结果，也由于缺乏多学科的参照和多维的视角，带有浓厚的经验性和专业偏见，所以，根本性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这次可就不同了。从参加讨论的单位看，不仅所有的语文报刊都卷进来了，而且《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中国教育报》等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报刊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它们或开辟专栏，或组织记者开展调查研究，参与讨论的积极性非常高。而《北京文学》、《中华读书报》等与教育教学关系不是很大的报刊，竟然成了这场讨论的发起者。这么多的报刊的参与，浓化了这场讨论的氛围，扩大了讨论的规模和影响，使语文教学荣幸地第一次成为全国上下都关注的焦点。毫无疑问，这对语文教学的改革来说，可真是个天大的好事!再从参加讨论的人员来看，突破了语文界的圈子，不再只是清一色的语文教育工作者，而是包括了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作家、记者、文学家、美学家以及范围更大的学生家长在内的各行各业的人们，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对语文教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把语文教学放到了广泛参照和多维视角中去了，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客观、明了、丰富多彩了。这样，不但使讨论达到了比较高的学术层次，又使语文教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由多学科参与的、开放的和综合的时代，使我们对语文教学的认识全面和深刻得多了。

　　第一，人们从传统的视角对语文教学进行了文化学的剖析，指出新时期语文教学改革的根本缺欠，在于没有冲破“三中心”(课堂，教师、教材)的藩篱。不仅一般教师如此，不少名师名家也都是在戴着传统的镣铐跳舞，整个教学体系，基本上还是在沿着传统的道路行进。这就从根本上找到了语文教学改革长期停滞不前、效率不高的病根，确定了今后改革的战略方针。第二，人们又从发展的角度对语文教学作了未来学的审视，指出长期存在着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重条条框框轻创新意识、重烦琐分析轻整体感悟、重逻辑理性轻人文熏陶、重教学方法轻学习能力、重课堂课本轻课外活动等弊端，这又为跨世纪的语文教学改革指明了具体内容。第三，人们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对语文教学改革长期滞后的原因进行了深层次的挖掘，认为主要原因是教育思想、教学观念陈旧落后，所以，新时期的语文教学改革，一定要树立学生主体观，实行教学民主化，尊重学生的人格和权利，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第四，不少同志从实践的角度对先进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语文教学改革经验进行了总结，树立了一批具有创新性、突破性、创造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教学改革的典型，如湖北宜昌市的“课内外衔接训练语文能力”实验，山东高密一中的“语文实验室计划”，江苏张家港市的“五本教学法”等，都坚持了语文教学改革的正确方向，具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多读多写和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特点。这些经验不是立足于课堂教学的艺术性，不看重教师的讲与导，而是着眼于学生的主体性的发挥与提高，和学生的兴趣、需要联系起来，走的是现代教育改革的新路子，让入耳目一新。第五，人们还从实施素质教育的高度入手，对语文考试的内容和方式方法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批评和反思，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和方法，推动了中考、高考改革的深化。第六，人们对语文教学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如语文教学的入文性、语感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语文教材体系的建立、语文学习的形式、现代人应该具备的语文素质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使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接近其本质。

　　总而言之，有关语文教育的这场大讨论，已经促进了我国语文教学的改革，并将继续引起语文教育的重大变化；也许，一个新的、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科学性的现代语文教学体系，真的会在这场讨论中开始产生。这里之所以用“开始”产生的说法，是因为我们也不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经过几年的讨论，语文教育的问题就可以完全从根本上解决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大环境的改变，社会问题的解决，教师素质的提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长时间的努力。但是，这场大讨论的意义不可低估，它已经引起了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对中小学语文教育问题的跨世纪思考，影响极其深远。首先，这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自省意识的表现，是语文教育工作者的一次勇敢的自我否定，是在否定之否定中寻求新的发展，充分地表现出了他们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的使命感。其次，这也是20世纪中国语文教育现代化的一次自我完善。这场讨论所涉及的有关语文教育的方方面面，非常全面和深入，已经接触到了语文教育的很多本质问题和理论问题，实际上是20世纪几代语文教育工作者长期探索的结果。再次，这场讨论又具有明显的汉民族语文本体论倾向。在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表现出了明显的价值取向。如讨论中对当前语文教育忽视汉民族语言的特性、忽视传统语文教育的经验、忽视人文学科的特点、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等方面的批评，就使人们惊喜地感觉到，东方文明在东西方文明的撞击与融合中，显得越来越成熟了。最后，这场讨论也是素质教育的呼唤。整个中国的基础教育正在进行着深刻的变化，应试教育正在向素质教育转变。语文教育工作者在这个新的变革和新的教育理念面前，理所当然地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学科教育。总而言之一句活，世纪之交的这场语文教育大讨论，是我国语文教育界迎接2l世纪人类最伟大变革的前奏。

　　四、对大讨论中涉及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一)语文教育的问题是个社会问题

　　语文教育问题一向就是个非常敏感的社会问题，这场大讨论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就是个最有力的证明。惟其如此，语文教育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有赖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解决社会问题，是解决语文教育问题的前提。

　　笔者认为，影响语文教育的社会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应试教育的问题，一个是教师的素质问题。当前语文教育存在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这两个问题中找到根源。也就是说，在这两个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之前，语文教育的问题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解决应试教育的问题，需要改革高考制度，大幅度地扩大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这一点，我们国家从1999年开始，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但是，仍然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才能真正解决。解决教师素质不高的问题，需要从提高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入手。这一点，我们国家也早就采取了切实的措施；但是，也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彻底解决的。所以，解决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我们不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要准备付出长时间的、艰苦的努力，性急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消极地等待社会问题解决了之后，才去考虑解决语文教育的问题。我们的任务就是扎扎实实地做好上作，少说空话，多做实事。

　　(二)怎样看待一些“片面”、“偏激”的言论的问题

　　在这场语文教育大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片面”而“偏激”的言论，有些人的意见甚至于有点危言耸听。如说当前的中小学语文教学简直是糟透了，“误尽苍生”，“贻误青春”，“是摧残人的教学”，“如此下去，语文的末日到了”，“再不改变，中华民族就成了劣等民族了”等等。有的意见，的确是错误的，有的同志已经对此发表了批评或批判文章，笔者是同意的。但在这里，我们不去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想说的是，在学术讨论中，有点片面和过激的言论，是不可避免的，也并非坏事；相反，能引起我们的重视，促使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同时，这也说明，现在人们的思想的确是解放了，这更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充分的学术自由，允许每个人发表自己想发表的意见，特别是允许发表“对立”的意见，正是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我们的国家这么大，情况又这么复杂，举出一些极端坏的例子，说语文教学怎么怎么不好，或者举出一些极端好的例子，说语文教学怎么怎么好，都并非难事。难的是全面地看问题，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到语文教育存在问题的要害，从而采取得力的措施去解决这些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语文教育至少可以说是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了，不再穷折腾了，这就是成绩。但不可否认，这20年存在的问题也是比较明显的。其实，语文教育界的同志们，并不是没有看到问题，只是一时还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罢了；这又说明了语文教育的改革，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非常难办：这大约正是20多年来，语文教学大纲和教材变来变去、先后修订达六七次之多的原因吧。我们坚信，只要在正常的发展道路上坚持不懈地搞下去，我们还是可以逐步掌握语文教育的规律，不断地提高中小学语文教育质量的。通过当前的大讨论，我们对语文教育某些规律的认识不是更清楚、改革的步伐不是明显地加快了么。

　　(三)学习传统和超越前人的问题

　　在我们刚刚跨入21世纪的时候，回顾我国的语文教育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有两个传统：一个是19世纪以前的古代语文教育传统，一个是20世纪初“语文”单独设科以后，特别是“五四”以来的现代语文教育传统。对于前一个传统，张志公先生在1962年出版的《传统语文教育初探》(经重新修订，1992年仍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改名为《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一书中，作了全面的介绍和透彻的分析。对于后一个传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文教育理论界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成绩也是卓著的。其中成果最突出的，就是以顾黄初先生为代表的一批语文教育史专家。顾先生们做学问的态度是非常认真严肃的，20年来他们一方面做资料收集工作(参看顾黄初、李杏保主编的20世纪前期和后期的两部《中国语文教育论集》，分别由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和2000年出版)，一方面撰写了大量论著，如顾黄初所著《语文教育论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中的“现代语文教育史”和“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两部分以及李杏保、顾黄初合著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等，影响都比较大。

　　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对这两个传统作详细论述，但笔者想强调的是，我们要想在21世纪使我们的语文教育改革有一个大的发展，超越我们的先辈，必须认真研究、学习和继承这两个传统。例如，古代语文教育传统的多读、多写、多背，恐怕永远不会过时，只是个怎样掌握和运用的问题。现代语文教育传统中以叶圣陶为代表的进步的语文教育思想，影响了我国整个20世纪的语文教育，更有许多值得研究、学习和继承的东西，如“听、说、读、写宜并重”(叶圣陶)、“传染语感于学生”(夏丐尊)、“大学国文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朱自清)等等，都是非常深刻的语文教育思想。

　　一句话，把传统学习到手，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才有可能去超越我们的前人，搞好21世纪的语文教育，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本文见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编辑部《新世纪语文教学改革与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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