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教学”怎能停留在寻找标准答案的层面？

　　杜威在《我们如何思维》一书中写道：“智育的全部和唯一目的就是要养成细心、警觉和透彻的思维习惯。”美国教育部、美国教育协会等联合组建的“批判性思维共同体”网站上写道:“深入批判性思考的基础，对于过一种理性的有意义的人生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想找到问题的根本和理性的解决方法，那么批判性思维是极为关键的。毕竟，无论我们做什么，其质量都取决于我们思考的质量。”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是指在决定我们的信念和行动时的合理的反思性思维，基本等同于理性思维。哈佛大学写作系主任詹姆斯·赫伦介绍说，写作课是所有哈佛学生进校后唯一的一门必修课，目的是培养理性思维能力，教学生如何就一个空泛的话题正确地提出问题，如何找到强有力的论据证明问题，如何清晰有效地和他人沟通，表达出自己的思想。

　　我们虽然进行了多年的教育改革，课堂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如提问与回答问题次数明显增多，但这些问题大多是“重发问，轻疑难”。中文“问题”一词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提出的问题，另一层是存在尚未解决、有待探究的疑难。目前的“问题教学”就偏重发问，并且指向课本上的标准答案。《重庆晨报》有一篇报道说，重庆广益中学的历史老师和美国西部高中的历史老师开展了一次“教学比拼”，分别给两个班的同学上了一堂相同内容的世界历史课，内容是世界历史“英国君主立宪制”。广益中学的历史老师在课堂上提出的问题有：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对于‘国王’的存废，英国人有过哪几次不同的选择？三次不同的选择都是由同一机构作出的，是哪一机构？议会是个什么机构，在英国历史上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而美国西部高中的历史老师整堂课主要与学生讨论三个问题：为什么英国公民想要议会来掌权，而不是国王？什么是权利法案，为什么需要它？为什么权利法案对英国如此重要，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可以借鉴吗？

　　很明显，广益中学的这位历史老师的发问指向的不是有待探究的疑难问题，而是引导学生在书上寻找标准答案，美国西部高中老师的问题指向的是有待探究的疑难问题，引发的是一个思考过程，思考之前需要阅读大量资料。

　　我在多所中小学听过课，老师们所提问题大多与广益中学的历史老师类似，都可在书本上找到标准答案，所以我们的“问题教学”大多是为掌握信息服务的。这样的提问实际意义不大，学生会觉得还不如自己直接看课本，背课本。所以，学生们盛行采用机械记忆的方式学习。期中考试前，笔者工作的教学楼走廊里出现了不少女生，她们坐在小凳子上，手捧一本书或笔记本，口中念念有词，仔细一听，是在反复读一些“知识点”。想起前几天在中央电视台看到的一部纪录片《高考》，镜头下，高中生们也是这样反复地读着什么，只是语速更为急促、迫切。我又找到一些到初中实习刚回来的学生核实，他们说，除了一些公开课，平时课堂教学主要就是讲重点，找重点，划重点，记重点，核心是背重点。就接触到的这些事例而言，我们当前教育的实际效果主要是培养信息的记忆者，这些信息大多空乏，除了考试，与学生的真实生活交集不多。

　　教育的核心目的究竟是培养理性思考者，还是信息的记忆者？或者两者都不是？这涉及到教育的基本假设，即教育哲学。这些基本问题可以探讨，但很难有一个确定无疑的结论。在基本假设问题上需要信念。如果我们认为教育的核心目的是培养理性思考者，包括教学生如何正确地提出问题，如何找到强有力的论据证明问题，如何清晰有效地表达思想。如果我们以此衡量当前的教育，就会发现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作者宫振胜，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文章第21次入选“锐评”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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