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第二届“全人教育奖”获奖者——樊阳

　　作者按：2016年8月15日，第二届“全人教育奖”授予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语文老师樊阳。樊阳老师于暑期带领学生从西安到成都，刚刚完成“人文行走之蜀道行”的他，就飞赴北京，于国子监彝伦堂，孔子雕像咫尺之遥处，授领了意义非凡的“全人教育奖”。

　　樊阳老师在获奖答谢辞中说“站在孔子像后，我无比诚敬地聆听这片古老的土地曾经的洪钟大吕，我相信诸位也听到了我们内心向往生命完整与自由的声音！——这才是我们追求教育的心灵之音。这条路很漫长，但‘此行为知己，不觉蜀道难’！”

　　作者：吴若姝 教育界观察者，“全人教育奖”特邀撰稿人。

第二届全人教育奖现场

　　此行为知己，不觉蜀道难

　　吴：樊老师，首先祝贺您获得第二届“全人教育奖”。我们注意到，您是这届最终入围提名奖的四位老师中唯一的中学老师，其他三位都是小学老师。您能说说中学老师与小学老师在公立学校从事教育的现状有些什么不同吗？

　　樊：我很欣慰能看到现在小学因为取消了“小升初”考试，没有了应试压力，而蓬勃发展出了丰富的教学和课程形态，许多有志于此的老师们在为此做着不断的探索。我也相信小学正在进行的这种尝试，能够推动往上（中学）的一种变革。

　　所以我真的很羡慕小学教育界的同仁们，无论是学校本身就给予他们的，还是他们通过各种努力争取到的，他们至少有了不小的自由度，并且有了一个学校的团体作为他们背后的支撑。但我在初中校内的教学实践中，还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途径来全方位地实践我的教育理念。

　　然而，我们身在中学教育领域的人，不能仅仅是在等待中，我们也要有一种积极的行动，来呼应和助力这些变革的发生。

　　不过，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下，我还是非常感谢我的学校给予我的支持，学校一直无偿给我们的人文讲坛提供场地，这也是我们的人文讲坛能够多年坚持免费的重要原因。而因为我的人文讲坛始终坚持走公益路线，社会和媒体也一直在给予我们很多的认可和荣誉，得到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反响。吴：您的经历很特殊，比起其他几位入围老师来说，您因为在初中任教，顶着中考的巨大压力，比小学老师们的教育自由度小很多，在体制内很大程度上不能发挥自我，于是寻求了体制外的公益人文讲坛这样的突破口，一偿自己的教育理想。这样在夹缝中的坚守，应该有自己对教育自由很深切的感悟。那么，您这样二十多年的坚持前行，是否因为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育的未来始终抱持着不灭的信心？"

　　樊：是的。民间社会理想教育的生成有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是很难做出准确预期的；但它的这种力量是很强大的，也是不可能被简单地‘控制’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还是比较乐观。

　　当然，短期内，有一些控制必然存在，这就需要更多的人来觉醒，哪怕是从心底发出‘无声的抵抗’，来说‘不’，或者‘我不合作’，那么这种希望就始终是存在的。我创办‘人文讲坛’的初衷之一，就是看到社会上的现状，不只是如鲁迅说的‘救救孩子’，大量的成年人也得救，也得自救，靠什么？靠终生的学习。学习必须是终生的。

　　所以我们讲坛的三个读书会都主要是成人参与的。我们所有的人，都要通过阅读、通过各种方式，去追求自我完善。现在很可怕的一点是，很多的老师基本上是不读书的，就甘于做应试教育的工具，还有很多人不自知，还沾沾自喜。”

　　吴：您多年来体会着体制内对于教育自由度的种种禁锢，是什么一直支撑着您没有放弃体制内的工作，同时兼顾着人文讲坛的开展呢？

　　樊：虽然在体制中很多时候身不由己，但人总还是可以做点事情的。

　　90年代中期，我在陕西咸阳的体制内学校，工作成绩已经达到一个高峰，可以预期自己在体制内的生活前景将是非常完满的。在陕西工作到第四年的时候，上头已经要破例‘低职高聘’我为高级教师了，并且获得我们两万名职工的大厂里‘第三产业’内唯一的一个‘最佳职工’称号。

　　而学生们对我的追随和热爱，更是使我久久不能忘怀，成为心底最珍贵的记忆。那时候我已经开起来了课外的“语文小组”，那些特别热爱文学的、悟性特别强的孩子都来了，作为不能在樊老师班级学习语文遗憾的一种补偿。有一次我生病在医院输液，学生们闻讯赶来看我，不多会儿，我发现不行了，门口堵得水泄不通，而且学生们还在不断涌来。担心打扰到其他病人正常就诊，我就说不要再给我输液了，于是带领着一大批学生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医院。

　　当我要离开陕西到上海去工作的时候，学校为了满足学生们的要求，给我安排了三个高三补习班，几个月后，临走的最后一天，我把三个班的学生安排在一起，说‘老师非常地抱歉，但是不得不道别’，于是我提纲挈领地把要给他们讲述的内容都尽可能完整地传达给他们，把教案也留给他们，有的同学完整地复制下我的教案，并保存至今。后来有人告诉我，我走了之后，一大堆女生在那里痛哭，一位男生说‘你们哭什么？樊阳走了你们就不活了吗，不高考了吗？’

　　我到上海工作没多久，当时我借住在我姐姐家，每天都有学生的来信寄到我姐姐家，我姐姐说，我真不知道你这个老师是怎么当的！这些青春期前后的孩子们在信中倾诉他们的困惑、苦恼，有已经上大学的，有正读高三的，还有一部分是我补习班的，于是我坚持每晚给学生回信。

　　90年代中期，我在陕西教书时，我曾经的大学同学们一大批纷纷转行或南下下海，而我没有走，就是学生们的心拴住了我。我对情义看得很重，真舍不得他们。

　　而当“人文讲坛”开始被各种媒体报道之后，又不断有文化圈的老友乃至企业家找到我，提议我离开教育界，去做其他与人文相关的事业。但我还是想把那一届的初三带好，把孩子们好好地送上高中，就没有离开。有太多的机遇都可以走，但和学生们的感情牵制着我，特别是担心如果我一走，孩子们有很多东西就没有垫定起来。所以我说教育是陪伴就是这个意思。你可能没有机会去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人，作为老师，你是直接去影响到一个一个具体的鲜活的生命。

　　樊阳老师获得第二届“全人教育奖”

　　吴：听了您的述说，更加理解了您在获奖答谢辞中引用的那句岑参的诗“此行为知己，不觉蜀道难”。是什么促使您在从陕西到上海工作之后，又再次踏上这条工作之外的“人文讲坛”和“人文行走”之路的？

　　樊：刚到上海的两年，因为各种外界条件如场地、人手的不具备和自身巨大的工作和生存压力，我的讲坛停了两年。在98年时，我生病住院了。在医院，我亲眼目睹了病友们的生离死别，体悟到了更多的人世沧桑，在与病友和学生们的交流中，我一直在内心做着对社会和人生的反思，也是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更认定了人文讲坛可以发挥出的价值，决心重新把“人文讲坛”给做起来。现在回顾起那时候实在是太艰难了，是我这25年中最艰难的时候。

　　吴：您对于我们现今社会现状和教育体制下，不断涌现出的各种形态的“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发展前景如何看待？

　　樊：这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民间社会的教育力量和教育需求。自上而下的控制，相信会逐步地减少。我们的社会已经进步了很多，进步是不可逆转的。比如，在我们的人文讲坛中，在讲座的讨论和阅读学习当中，有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去体验、去体察、去“共情”，对世界文明的认识与思考，对自我与他人的体认，对社会与他人爱的责任和力量，这些人文精神的内蕴，相对于静态的知识更珍贵，更有力量——它会像一粒粒种子在人们的内心生根发芽。就像我的第一届“人文讲坛”的学生，当时恰逢应试教育兴起、以及功利主义泛滥的时代，那一代年轻人在人文思想方面很欠缺、很迷茫，每次我们重聚，他们总是述说不尽“人文讲坛”给予他们的精神滋养和垫定下的一生求知求真的热忱。

　　吴：您对“人文讲坛”将来的发展有什么期望？

　　樊：我希望找到能直接传承讲坛精神的人。但我也知道，在体制内，有这样情怀和追求的老师还较少。而我也不希望论坛的推广是一种简单的复制，我是想通过它的间接影响力，对每个老师的课堂产生影响，这都是潜移默化的。我知道现在国内的一些讲坛和行走课程，有相当一些从我们这儿有所借鉴，这也是我所乐见的。而我们自己，还在不断做着各种新的尝试，一些读书小组交流、时文讨论、拼板学习、书院合作等学习方式，包括一些我们传统的体制里缺乏的课。比如，我的一名社会学背景的助教，正筹备在我们讲坛开设一门“逻辑课”，这也是对培养审辨型思维、独立思考能力非常有意义的。

樊阳（图/吴若姝）

　　吴：您如何看待自由？

　　樊：“我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自由首先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本质的体现。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人没有这种自知，他失去了这种认识。

　　吴：您说您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一直致力于对自由思想的传播，那么，在您自己身上，是如何体现对自由的追求的？

　　樊：最近有不少的同仁好友离开体制。在我身上，对自由的追求不一定是体现在离开体制，或者去创业这种外在的形式上。就像我二十多年所走的这条路，经历过很多的困难，但是在这些困难面前，始终能找到一种路径，让我保持内心的自由以及为自由而努力的方法和方式，它一直在行进中。这个“行进中”，就是一种很好的状态。我乐此不疲。尽管现在有时候因为年龄的关系，记忆力、精力等都大不如前，我认识到这种自身的困境和局限性，但我还是更多地看到了很多的年轻老师、讲坛志愿者和学生，参与进来，来传承这些东西，包括我们公号的志愿者、资料整理的志愿者等等，大多都是我们讲坛曾经的学生。

　　吴：您提到终生学习的重要性，您自己现在还在进行哪些学习呢？

　　樊：我们有三个读书会，其中两个我是每次都参加的，在过程中与年轻人们的交流、探讨，一直没有间断过，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和他们一起做事情，就是教学相长的历程。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讲座一直是活的，不是一尘不变的。首先，我们大的体系是四、五年一个轮回，然后再一轮的时候，上一轮出现的新东西就补充、更新进来。比如再讲《浮士德》的时候，我们又有不同的讲法，不同的讨论点，很多新的学习、探讨方式，当它们生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感到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有趣，因为你只有走在教育创新之路上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教育的活力。

　　吴：古今中外的作者和作品，您最喜爱的有哪些？

　　樊：对我影响非常深远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浮士德》，就是其中的一部。

　　吴：您感觉它对您有某种自我镜像的映射吗？

　　樊：是的。我感觉到他永不满足，永远在创新，不曾停止。人生其实就是这样，它没有终点。《浮士德》也叫“浮士德悲剧”，我是很喜欢悲剧的。如莎士比亚与契诃夫的戏剧，存在主义文学作品等。当然我讲过的大多数作品，我都是喜欢的。只是刚才提到的几部是对我人生影响至为深远的，它们对于我认识生命的本质，让我去追寻自由的人生，都起到过启蒙的作用。

　　吴：如果请您给年轻人来做答：当外界使我们不得自由的时候，该如何自处呢？比如我父母要求我去当公务员或者入一个我不喜欢的行业，我受束缚，又不得违逆父母，不得自由。您会如何引导他们？

　　樊：我觉得心灵的自由很重要。有的时候，可能在行动上会有一些无奈，但是从长远看，当你的内心有充分的积淀，当你对人类的整个文明有了一种体察和体认，你就会觉得，那些你曾经看似多么大的事情，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当你把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把握住了，那些外在的这样那样的困难，就算不得什么了，那么就一笑而过，或者当时感到痛苦，但你还是会有力量走过去的。

　　吴：明白，当内心获得自由的时候，外物已经奈何不了你了。

　　樊：对的，不为外物所役嘛。所以我说：“此行为知己，不觉蜀道难”——其中“知己”，我把它扩充为，认识找寻自己，追求完整的自己，并能体认世界与他人，付之于爱之“行”，那么就会“不觉蜀道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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