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格局：在52年的院系调整中彻底改变

　　今年，全国很多大学都迎来了自己的大校庆，不过如果和2012年全国诸多院校齐迎60周年校庆的奇景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了。几年前之所以出现中国高校齐迎60周年校庆的奇景，无疑和上世纪50年代启动的大学院系调整密切相关。尤其是集中在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涉及到全国四分之三的院校，数量之多堪称史无前例。

　　现在的学界后生难免疑惑：为何今日中国的大学会有如此布局；为何某个大学的某个特定专业具有难以匹敌的办学优势；为何从上世纪90年代起，很多院校忙着更名、合并，甚至理工科大学开始兴办文科，打出“恢复传统”的旗号？布局、优势、传统，解答这些和各大高校休戚相关乃至决定中国高等教育命运的关键问题，无论如何绕不开高校院系调整那段历史。

　　重新审视60多年前进行的院系调整，一方面，我们可以清晰看见新中国大学为探索培养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而走过的艰辛历程；另一方面，它也成为人们理解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的线索和注脚。按照国内不少学者的看法，院系调整从上世纪50年代迄今，期间虽分为几个阶段，但直到今天，它从未间断，并还有调整和延续的空间……

　　调整：早从建国初就开始了

　　有关统计显示，1949年全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人数只有区区11万人，全国的工学院学生人数少之又少，每年的毕业生连1万都达不到……

　　“1951年，我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但1952年国庆后，我就变成复旦大学物理系的学生了。”已经退休多年的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陆栋，对一个甲子前从杭州到上海求学的这段迁徙记忆犹新。

　　和陆栋一起调入复旦的，还有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著名学者卢鹤绂以及他的三个研究生。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院系调整和与之相随的迁校运动中，个人的去留似乎微不足道。建国初期，高校人才培养难以满足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尤其是1953年，国民经济第一个5年计划实行在即，前苏联支持的156个重点项目使人才成为我国最紧缺的“资源”。

　　有关统计显示，1949年，全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大学生人数只有区区11万，其中，工学院每年毕业生连1万人都不到，根本无法满足国家工业建设，特别是重工业发展的需要。

　　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在讲话中就提出：“我们的高等教育，必须密切地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建设的需要，而首先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中央教育部于1951年11月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会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为精神，揭开了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序幕。

　　“事实上，早在1952年之前，院系调整已经开始了。”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副研究馆员钱益民介绍，1949年底到1951年间，京、津、沪等地的高校已有局部调整。1949年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北大学的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1951年5月，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天津大学。1951年，以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为基础，合并沪江大学音乐系、同济大学动植物系、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复旦大学教育系，成立华东师范大学等。到1952年，以华北、东北、华东为重点的更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正式启动。

　　变革：从综合性走向专科化

　　这一轮调整之所以必要，还有一个原因是，国民政府时期遗留着不少私立高校以及教学学校，要改制为公办大学，期间必然有一个撤并、接收的过程。

　　这一轮院系调整，主要是加强工科院校和单科性专门学院的建设。除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少数综合性大学得以保留，其他综合性大学都被解体为单科性或多科性的工科大学。

　　在北京西郊，当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院系以及许多专业学校通过合并、新组建了8个专业理工科高校——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医学院，即所谓的“八大学院”（分别是今天的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1952年暑期，“八大学院”正式招生开学。

　　根据陆栋的看法，这一轮调整之所以显得十分必要，除了解放初期工科生整体数量太少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国民政府时期还遗留有不少私立高校以及教会学校。随着新中国成立，这些大学要改制为公办大学，必然有一个撤并、接收的过程。

　　从全国看，当时高校的布局和专业设置也不合理。高校中，工程、师范、农林、医科等科系的师资力量和办学设施都比较分散。多数院校集中在沿海城市，内地和边远地区较少。据华东师范大学校史档案馆馆长朱小怡介绍，院系调整前，仅上海地区就集中了全国20%以上的高等院校，其中私立高校和教会大学占多数。

　　在院系调整前，浙大理学院的办学实力在全国大学中屈指可数。陆栋说，浙大物理系此后的教员调动，完全就是“点招”——“哪些教授北上到清华、北大任教，哪个教授去科研院所参与国防科研，哪些教授去复旦任教，在方案公布前就由上级决定，分配的依据就是当时的实际需要。”

　　“现在高等教育中的各种现象，好的或者不好的，在当时也都存在。”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工作人员徐小楚介绍说，很多私立大学的发展就“良莠不齐”。现在常常见诸报端的“学店”，在当时也并不鲜见，私立大学中，除了大家熟知的一些名校，有很多就是“学店”。“当时学校分三个档次，第一档是当时的国立大学，第二档是教会学校，第三档是私立大学。”

　　院系调整前，全国高校211所，1952年调整后为201所。到1953年，又加强和增设了工业院校并适当补充师范院校，对政法、财经大学进行适当集中。1955年,一些沿海的高等院校或专业被迁入内地。其中一大标志性事件是，交通大学的大部分专业被迁到西安，成立西安交通大学。

　　经过这一轮调整，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各院校的性质和任务均较为明确，工科院校得到了发展，综合性大学得到了整顿，高等学校在院系设置上基本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学科：人文社科受损最严重

　　包括法学在内，一批人文社会科学在这一轮院系调整中被大大削弱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一批学科被停办或取消。

　　1952年院系调整，对中国高校原有格局改变很大：医学、农学、法学、财经、政法等科目从原有大学划分出来，或成立单科学院，或进行同类归并。所谓的“大学”，一般只保留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基本任务是培养科学和研究人员以及中等学校教师。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院系调整固然促进了理工科的快速发展，但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大学里的文科院系被大量裁撤，人文社会科学的办学实力被大大削弱，其中、社会学、心理学等一批学科被停办或取消。

　　曾参与华东政法大学校史编撰工作的韩信昌教授回忆，1952年6月，华东政法大学在调入8个学校的12个系的基础上成立，此后一年，又有一所高校加入。和国外大学政治学、法学之间泾渭分明相区别，国内的政法学院从建校开始，“政”和“法”之间就有天然联系，这从这一轮院系调整中可窥得端倪。

　　1952年，新组建的华东政法大学教职员工总人数为283人，但其中，全校的正副教授加起来只有3人，讲师11人，其余均为工人和职员。政法专科学院的大量课程，都以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为主。比如当时学生进校就要修读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苏联联共党史等理论课程，与法制相关的专业课相对较少。

　　韩信昌解释，“政法”联系紧密也有客观原因。“我国的第一部宪法1954年才正式公布。所以1952年的时候，很多法学专业课没办法上。且当时老师首先要思想正确，这导致很多民国时期在法律系上课的老师无法站上新讲台。”

　　移植：苏联模式取代英美模式

　　苏联教育模式下，大学一上午就要连排6节课，每天六七点就开始上课——连生活起居都要跟着苏联学习，这种硬搬照抄导致当时很多师生极不适应。

　　被不少学者称为“处方式”人才培养的前苏联教育模式，也随着院系调整移植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针对行业需求来培养专门的人才，这一教育理念和解放前的大学形成鲜明对比。同济大学离休教授朱照宏，1952年前曾在圣约翰大学任教。他回忆说，在院系调整之前，中国旧有的高等教育办学模式不一。比如，同济原来是德国人办的，所以德式教育痕迹明显，而圣约翰、清华采用的是美式教育，浙大也是英美式教育。且当时的综合性大学实行文理科通识教育，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中以应用型的文、法、商科为主。

　　按照英美大学的教育模式，院系设置是自上而下，先办一所大学，内设若干学院，院下分系，系下又可分组。国民政府时期又曾规定，一个大学至少要有三个学院，一个学院至少要有三个系。简言之，旧模式下，大学是以系为基础单位作为培养人才的，院系都是实体性的行政和教学系统。

　　采取苏联模式后，被强化的概念是“专业”。对大学来说，首要的不是系别，而是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来确定应设立哪些专业和达到怎样的规模，并规定高校各专业应该开设的课程。高等院校依此组织招生和教学活动。

　　课改：“重理轻文”传统悄然形成

　　经过这一轮调整，理工科教育“和上海的工业一样，从面向国外转为面向国内”。

　　在上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中，课程改革是一大“重头”。1950年8月，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各系课程应密切配合国家经济、政治、国防和文化建设当前与长期的需要，在系统的理论知识基础上，实行适当的专门化……”。

　　就理工科而言，上海理工科的特点是由上海工商业自身依赖外资的半殖民地性质所决定的，原来的理工院校大量使用德日或英美的原版教材，经过这一轮调整，理工科教育“和上海的工业一样，从面向国外转为面向国内”。

　　“重理轻文”的倾向也悄然形成。大学入学考生志愿准确反映出正在变化的社会风气。1950年暑期招生中，有44.7%的考生第一志愿报考工、管、理；第一志愿报考文、法、财经、教育的考生占总人数的22.25%；报考医、农的考生为总人数的23.88%。

　　1952年夏，全国高校第一次实行“在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统一计划、统一考试、统一分配的原则下进行招生”。包括上海在内的所有高校都进入统一的招生计划，考生按系科专业类别录取，录取后不得转院系，转学校，毕业生服从统一分配。学分制从大学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学年制，规定大学本科学制一般为4年。

　　一个甲子之后的今天，重新解读院系调整这段历史，无疑会对今日我国高教改革所面临的阻力和障碍有一番清晰而透彻的考量。

　　1952年院系调整，固然是顺应时代大趋势的产物。但不难发现，无论是如今大学严重的文理分科教育导致的人才创新力不足，还是产学研之间的脱节、工程教育无法满足企业的实际需要，甚至大学办学自主权的丧失——这种种棘手难题，也可以说是1952年院系调整引发的后遗症。也正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又出现了第二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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