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校长杨绛

发布时间：2016-06-05 12:31 来源:豫都网我来说说我要投稿

[摘要]民小编说 26日凌晨，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杨绛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先生与教育有不解之缘，很多人都知道先生作家的身份，但很少有人知道她还曾当过中学的校长。她曾是苏州振华女校的学生，后来又回到振华当校...

　　民小编说

　　26日凌晨，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杨绛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先生与教育有不解之缘，很多人都知道先生作家的身份，但很少有人知道她还曾当过中学的校长。她曾是苏州振华女校的学生，后来又回到振华当校长。

　　先生关于“好的教育”的界定，令人敬佩:“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

　　今天，跟小编一起，在柳袁照校长的文字里，追忆我们的老校长杨绛先生。

　　文/柳袁照

　　近十年之中，我几次北上，前去拜访我们的老校友杨绛先生。每次去看望她，我们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当年她读书时的“振华”。振华女校，刚开始只有小学，后来又办中学，再办师范。杨绛在那儿学习了六年（1922～1928）。她对那里有着太多的记忆，早年曾写过一篇短篇小说《事业》，几乎就是以在振华读书的经历为素材写的。

　　她就像一个慈祥的祖母或外婆一样，慢慢地与我们说往事

　　我第一次见到杨绛先生是在2005年12月。那是阳光明媚的一天，我与北京振华校友会的几位老校友一起去看望她。这些老人都是在各行各业很有建树的人了，可是在杨绛先生面前，她们表现得依然像是小妹妹，小心翼翼地敲门，小心翼翼地说话。杨绛先生那年94岁，身体硬朗，典型的江南女子的气质与风度，开门、让座、端茶，温文尔雅，吴侬软语。

　　杨绛先生家的书房里有几张沙发、一张写字台、几个书橱。这里曾是钱钟书先生的书房，钱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就在这里读书、写作，也在此接待亲朋好友。那天，她执意让我们坐在沙发上，自己则坐在两张沙发中间临时放置的一张木凳上。她就像一个慈祥的祖母或外婆一样，慢慢地与我们说往事，说她的王校长季玉先生，说她念念不忘的振华。

　　杨绛先生说：“振华有一股味儿，那股味儿影响了我一生。”她回忆说——

　　我在振华时，学校还不在今天的织造署旧址，而是在严衙前那个老振华校舍，一个大的、私人的宅子。外面是门房，进来是轿厅、大厅，后头几间是住房。楼上和楼下用木板与洋铁皮搭成很简陋的六间教室。现在，我闭着眼睛也能想得出来，哪儿是校长办公室，哪儿是教员办公室。后面楼下的大厅就是大课堂，早上的朝会都在那里举办。教室四面漏气儿，很“蹩脚”。英文是请外国先生来教的，其中有一个老师长得很美，在隔壁教室上课，我们经常凑到板壁上的窟窿眼去偷看。化学实验室就在我们隔壁。有一次，学生做硫化氢实验，气味很浓，我们怀疑是谁“泄了气”，还冤枉了一胖一瘦两个姐妹。结果下课后，大家才知道,那是化学实验室里蹿出来的臭味儿。

　　校长季玉先生特别认真，又特别随和。我与她在一起很多年。每天早上第一课（朝会）就是训话。她总说：“伲（苏州话，即‘我们’）振华，实事求是。”她说话有点儿卷舌头，我们学不像，就问她：“你干吗要卷舌头呀？”她说，小时候父母在外做官（王季玉先生的父亲王颂蔚，曾在清廷军机处做章京，是蔡元培的座师），保姆是外省人，所以带得她们说话也有点儿卷舌头。大事小事，她都要讲“实事求是”。

　　她告诉我们，从家里带来了菜，不要一个人单吃、不给别人吃，大家要过好集体生活。那时教师都与学生在一桌吃饭，季玉校长也与我们一起吃。所以，我们的伙食一直都很好（其他学校都是校长单独先吃，然后教师们吃，最后才是学生吃）。我们夹菜都用公筷，大家先把菜夹在自己的碟子里，然后才吃。吃完饭，要把筷子搁在碗上，坐着，等大家都吃完了才一起离开。这是规矩。

　　“校长与我们学生的感情是顶顶好的，大家都很爱她”

　　2006年是苏州十中百年诞辰，我们请杨绛先生为学校题词。她挥毫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然后又写了一行小字“季玉先生训话”，落款写着“杨绛敬录”。她小心翼翼地端详着题词，一再说“写得不好”。已经95岁高龄的杨绛先生，仍然写出如此笔力遒劲的字，这让我们很是欣喜。回来后，我们精选了金山石，把题词镌刻其上，恭立于学校西花园中。这是杨绛先生对母校的纪念，其间凝聚着她对季玉先生的深厚情感。她说——

　　季玉先生上课时特别凶，可是等到晚上，就完全与学生打成一片了。校舍是老房子，有一条很长的弄堂。晚上，弄堂里只有一盏灯，点在大课堂的门口。季玉先生站在灯下，我们学生也都站在灯下，我们说的话她都听。有一次，我对季玉先生说：“您叫我一声阿姨吧，因为今天太先生（即振华的创始人、王季玉校长的母亲王谢长达女士）和我说话时，称我为‘季康妹’（杨绛先生原名杨季康）。”

　　季玉先生与我们亲密无间，没大没小。有时，我们有点儿什么不情愿的，就当面跟她嘀咕，彼此没有隔阂。我们可以跟她吵，跟她犟，跟她“胡来”，什么都可以。可见，我们的感情是顶顶好的，大家都很爱她。那时候，我们振华的老师都是东吴大学的老师（兼职），水平特别高，许多老师都是名人，振华的学生成绩也都特别好。我们用的教科书都是英文的，课堂上也都说英文。

　　“那时我们的生活很艰苦，但学生很自治，学校十分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

　　这次拜访杨绛先生，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后来学校改造时，我们把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经过物化后，都安置在校园中。比如，学校建造了“季康亭”，亭子后面连着一条蜿蜒的长廊，长廊与西花厅相连，亭廊里有许多石刻，镌刻着杨绛先生读书时许多老师的画像与生平简介，王骞、叶楚伧、颜文梁都在其中。小小的振华学校，竟然能够延请到这些大师，可想杨绛先生在此受到的是何样的教育。在杨绛先生的回忆中——

　　当年振华有许多“会”（类似今天的学生社团），比如，“英文会”两周活动一次，活动时不许说中文，只许说英文。还有“演讲会”，所有学生都得上台演讲。我刚到振华那年才十一二岁，听说要登台演讲，可真吓死我了。于是我就到图书馆找了一篇东西背下来。“演讲会”在大礼堂举办，我站到台上，看见下面全是人，感觉好紧张啊，结果背到一半就背不出来了，吓得直哭，没办法，就想走下台，可是迷迷糊糊，竟然直接从台中央跳了下去，逃了。

　　评判的时候，老师说我上半截讲得还可以，竟然给了我鼓励。我感到很不可思议。不过后来经过锻炼，我当上了学校“演讲会”的会长和“英文会”的会长。振华的许多学生，毕业后都报考金陵大学，我也去考了，还考了第一名。金陵大学校长吴贻芳到我们学校来，季玉先生叫我坐在她旁边，动员我上金陵大学，可是我放弃了，报考了东吴大学，最终又去了清华大学。

　　振华的课程比其他学校的都要多，都要丰富，对学生的要求也高。我们考试时分数也总是比其他学校的学生高。我们每周六都要“会考”，中学部和小学部的所有学生都要参加，什么课程都考。考常识时，我常常能拿第一名，可要是考时事，我就不行了。考试时，学生答不出来，也得坐在那儿，到时间才能离开考场。

　　振华的办学条件一般，但学生的生活与其他学校完全不同。我们的生活很艰苦，但学生很自治，样样都靠自己。其他学校教室的地板大都是广漆的，拖地的有“娘姨”；而我们学校没有，早上起来，学生的头一件事就是做值日。地板都是烂的，有的烂成了窟窿，头发都被缠在扫把上，很难扫。桌子也是自己擦，衣裳也是自己洗。我们都是用井水，由学生自己打水。每一间舍房都有房长，大家轮值，自己的事情自己管。

　　当时经常打仗，有一次得到消息后，我们出去躲避，每人穿了件大棉袄，带个小包，里面装着一块洗脸布和一支牙刷。大家排着队，黑地里跑到景海女子中学。那里的学生每人让出半个床，与我们合睡。大家穿着衣服，脱了鞋，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起来，没吃早饭，也没洗脸漱口，就又排着队，回到自己学校。当时正值大考，大家照旧考试，一点儿也不松懈。

　　振华十分重视学生的户外活动，季玉先生常赶我们出去。可是振华的校舍很小，活动场地不大，只有一个操场，也就一个篮球场那样大，紧贴着墙根，地上铺的全是泥沙。于是，学校每周组织我们去南园。南园在城南，当时是一片田园，我们去那里散步、跑步，偶尔还去菱塘里采菱。

　　学校还经常组织我们去东吴大学参加大学生的活动，活动各式各样，有的幽默、风趣，有时也会“捉弄人”。有一次，台上有人大叫，让大家掏钱、扔钱，说谁掏得多、扔得多，就会生个大胖儿子。季玉先生耳背，听不清楚，也没弄明白，就学别人的样子，也在那儿掏钱、扔钱，大家忍不住开怀大笑。我是一个淘气、爱玩的人，可成绩还不错，季玉先生就让我跳一级，但要求课程不能少，初三与高一的课都要听，因此在同一年里，我学了两个年级的数学，而且居然都跟上了。这下，我再也没工夫淘气了。

　　“我跟费孝通吵架了”

　　杨绛先生与费孝通先生是振华的同班同学，费孝通是当时班里唯一的男生，说起当年的事情，杨绛先生告诉我们——

　　有人说我们是同桌，其实不是。他是好学生，我是“坏”学生。上体操课时，我们要排队，我长得矮小，排在最后边，他就再排在我后面。体操课要学跳交际舞、民间舞，两个人一组，手钩着手。我发育得晚，啥也不懂，费孝通懂事早，不跟我跳，只站在我旁边。

　　我们跳不起来，我就生气，跟他吵架。我说，你比我高，你应该排到前面去。他说，前面是女生，我不能去。我说，我们都是女生，你为什么来这儿上学？我在沙坑里画他的样子，画一个丑化的脸，张着嘴巴，哇哇叫。后来费孝通的夫人只要见了我，就会提起这件事。她对费孝通说，你的女同学可真凶啊！

　　在讲述这件往事时，杨绛先生一脸的笑容，耄耋老人，童心依旧。

　　“那个校长是季玉先生‘逼’我当的”

　　杨绛是振华的学生，后来又回到振华当校长。那是1937年，苏州沦陷，振华被迫搬迁到上海法租界。提到这件事，杨绛先生问我们这算不算她做过校长？问得很是真诚。我们说，这是历史，当然算，不仅算，还应大书一笔。杨绛先生说——

　　那个校长是季玉先生“逼”我当的。她哭着对我说：“我把自己都‘嫁’给了振华，可是日本人来了，不能再在苏州办学了，只能去上海，你不帮我谁帮我呢？”我被感动得心软了，就对季玉先生说：“我帮你！”她很高兴，马上请孟宪承先生（后来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第一任校长）到教育局去立案。

　　我那年26岁，样子看起来很年轻。可是当校长要老成一点才好，于是我拼命装老，把头发卷起来，像个传道婆婆，可怎么装也装不像，很可怜的。我什么事情也不会做，但什么事情都必须做，包括去找校舍。我与季玉先生天天出去跑，六个班级，至少需要六间房，我们看中了的大房子还租不起。我记得当时季玉先生交给我一个存折，里面是她省吃俭用攒下来的美金，她让我带着，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办学经费啊！可那时物价飞涨，这3000块钱就像泡了汤一样，不值钱。

　　那段时间季玉先生吃的是什么？她用糠虾蘸蘸酱油下饭；牛奶馊了，她也舍不得倒掉，说那不等于酸奶吗？于是就吃“酸奶”。季玉先生有一句话：“居无求安，食无求饱，先人之忧，后人之乐。”这是她自己的写照啊！我曾经给她买了一件羊毛衫，她死也不肯收。我说：“学生孝敬您，您为什么不能收？”她回答：“我从来不收人家的礼物。”我给她织了一双袜子，她是大的小脚，我是按照她的尺寸织的，她却说：“我不穿的。”于是，我对季玉先生发脾气，当着她的面把袜子都拆掉了。

　　季玉先生在这方面是非常伟大的，对我的影响很大。她还交给我一枚振华的校印。除了管学校，我还教高三的英文，爸爸说我这是“狗耕田”。

　　“请把我对母校的想念带回去”

　　回忆起这些，杨绛先生饱含深情。那天，杨绛先生知道我们要去，一大早便坐在桌前，默忆当年的校歌，然后,恭恭敬敬地把它抄录在纸上。我们坐下后，她唱给我们听：“三吴女校多复多，学术相观摩。吾校继起，德智体三育是务。况古今中外，学业日新月异。愿及时奋勉精进，壮志莫蹉跎！”开始她只是小声地哼，慢慢地便唱出了声。杨绛先生说自己耳朵背了，那些音也就掌握不准了。她还记得当年自己唱校歌时穿的是深棕色的校服、黑鞋子、白袜子。

　　80多年前的往事，老人家竟然还记得那么清晰。苏州十中西北角有个小丘，树木葱郁，最高处有一小亭，说到它时，杨绛先生兴致很浓。当时，她在老宅子里读书，毕业前，学校搬迁到清朝织造署遗址。她也参加了搬迁劳动，这个小亭子是她和同学们一起搬砖头建起来的，是他们那一届学生留给母校的毕业纪念物。在我们的拜访即将结束时，杨绛先生深情地说：“请把我对母校的想念带回去！”

　　距离2005年的那次拜访已经九年了，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杨绛先生一再说的“振华的那股味儿”到底是什么？也许就是她那天与我们叙述的那桩桩往事中所蕴含的种种意味吧？！“那股味儿”代代相传，绵延百年，将永远氤氲在美丽的校园中。（2014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