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新读书无用论”，家庭教育是关键

　　社会教育观察室原创，文/肖纲领

　　近日，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学生课堂混乱，不给老师面子；违反学校规定的日常作息；在学校摄像头下表演闹剧，这是西部芥县最为偏远的一所农村九年一贯制学校的缩影。学生认为教师收入和地位低，瞧不起教师——这个结论来自某国家社会基金课题组近三个月的驻村研究跟踪。而这一切，背后有一种不断强化的“读书无用”逻辑。

　　“读书无用论”并非最近才抬头。有研究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三次“读书无用论”。第一次是文革时期，在“读书越多越反动”的背景下，大中专学生纷纷上山下乡，接受“劳动改造”；第二次是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下海“经商”被认为是最时髦、最有“前途”和“钱途”的事，很多学生放弃学业投身“经济建设”，不少教师则辞职经商。

　　而新世纪初至今是“新读书无用论”，表现为诸如“大学生不如农民工”、“寒门难出贵子”之类理念的流行，学生厌学、弃学甚至放弃升学考试。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二次“读书无用论”形成于局部地区和人群的话，新“读书无用论”则从农村辐射到整个社会，影响深远。新“读书无用论”的形成，无疑与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有重要关联，但在笔者看来，广大家长是最主要的推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日益强盛，收入越来越成为衡量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在农村地区，过去大多数人都是农民，社会地位低，收入微薄，因而读书成为学子获得城市户籍、改变命运、实现阶层晋升的重要甚至唯一途径；如今，城镇化加快，农村人口大量迁往城市，或变为农民工，虽然社会地位仍然不高，但其经济收入明显改善，出路也变得多元化，因此，对读书的价值并不像过去那样认可。

　　与此同时，教育成本的提高，正成为制约一些贫困家庭孩子受教育的重要因素。必须明确的是，由于有义务教育制度，新“读书无用论”所指阶段主要是高中及大学教育，但这两级教育的费用在不断提高，抛开物价上涨因素外，既有学校办学规模扩大和条件改善的需要，也源于一些学校偿还贷款压力增大的无奈。这些因素无疑让部分家长及学生继续深造的意愿打折扣。

　　另外，学生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直接收益在下降。过去大学生数量少，毕业包分配，福利待遇较好；而随着高校扩招，学生培养“流水线”化，质量下降，且必须竞争上岗，就业压力较大，因而工作难找、工资待遇不高。

　　以上这些现实，广大家长们看在眼里，自然也会在“成本—收益”的框架下加以盘算。于1979年提出“穷人经济学”概念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曾指出，“农民的分散耕作比经济学家想象的有效率，农民也会在成本与收益之间进行仔细的比较”。相信这种衡量，在所有不太富裕的家庭里同样存在。

　　问题是，教育是长期投资，其投资回报周期较长，不仅有金钱方面的直接收益，还有诸如工作技能、公民素养、生活品味提升等诸多间接收益。而当下，不少持新“读书无用论”观念的家长，进行的只是短期的数字计算，甚至将自己看似较高的工资收入拿来与老师对比，认为像教师这种知识分子的代表都没钱没地位，让孩子读书又有什么用呢？一旦孩子接受了父母灌输的那种底层社会生活中的“潜规则”与“生存法则”，认为读书无用，那看不起老师、排斥学校教育也就见怪不怪了。

　　笔者一直认为，“读书无用”是个伪命题，即使面对新“读书无用论”的喧嚣，也不改初衷。而要化解“新读书无用论”，家庭教育是关键，在改变不了大学生短期收益的情况下，要想办法让广大家长看到读书的长期价值。（肖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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