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贫富差距”巨大清华年支出超百亿

发布时间：2015-08-21 08:46 来源:网络整理我来说说我要投稿

[摘要]“这篇文章如此火爆是我们没想到的。” 今年8月，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教育部部属高校陆续公布了2014年度经费的预决算情况。某国内网站针对这些数字进行了一个排行，发现高校的贫富分化“有点大”——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年度经费超...

　　“这篇文章如此火爆是我们没想到的。”

　　今年8月，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教育部部属高校陆续公布了2014年度经费的预决算情况。某国内网站针对这些数字进行了一个排行，发现高校的贫富分化“有点大”——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年度经费超百亿元，遥遥领先于其他高校；在年度收入上，四校均超过了80亿元，而其他高校大部分在50亿元以下，甚至有过半高校年度收入不超过20亿元；而在支出方面，四校均超过70亿元，清华甚至超过百亿元，其他大部分高校的年度支出依然在20亿元以下。

　　当他们将这一分析文章公布后，立刻引起了公众的普遍关注。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公众的关注程度甚至让文章发布者自己都有些吃惊。于是，在与记者的交谈中，他说出了本文开头的那句话。

　　事实上，在高等教育领域，高校收入、支出差距大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似乎每次出现类似新闻，公众的关注热度都不低。公众到底在关注什么？如果我们假设发生了一些新的情况，公众还会如此关注吗？

　　猜想一如果去年年底公布

　　此次公众对于部属高校“贫富差距”的关注，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在去年年底，一则“教育部要取消‘985工程’和‘211工程’”的传言所引起的公众对两大工程高校和非两大工程高校科研经费差距巨大的关注。

　　一个是“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经费鸿沟，一个是部属高校内部到“贫富差距”，如果我们将新近发生的这一事件“前移”至去年年底，公众就会发现，原来“收入鸿沟”与是否“重点”关系不大。

　　事实上，近年来，对于高校间“贫富差距”过大的呼声屡有出现，尤其是每年全国两会的时候，总会有类似的声音从媒体中传出。但有意思的是，对于这种声音，很多“圈内人”其实并不是很赞同。

　　浙江科技学院院长叶高翔既是一所地方高校的掌门人，也曾担任过“985工程”高校的校领导，这样的经历让他对这一问题很有感触。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他直言，不同高校间的“贫富”不可能一样，因为“学校的目标不同、百姓的期望不同，产出的贡献也不同。”

　　“我们无法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高校其实是不一样的，不同高校承担的任务和使命不同，获取资源的能力也不同。从国家的角度看，集中资金办好几所最有希望的大学，这是合理的发展战略。”叶高翔说。

　　其实早在去年年底，媒体热炒两大工程高校和非两大工程高校科研经费差别时，就有学者曾指出，“两大工程高校”拿到更多的科研经费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他们承担着国内高校大部分的科研工作，一味地强调收入不均，其实并不利于高校整体的科研工作。

　　“其实什么叫‘富’，什么叫‘贫’，从单纯的预决算数字上是看不出来的。”采访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学校财务管理研究所所长袁连生表示，从经费角度看，学校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生均经费方面。“如果两所学校专业相同、学生质量和科研产出相当，但两者的生均经费差距很大，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两所学校的贫富差距是有问题的。否则，两所学校是难以比较的。”

　　“我们难道可以把清华和一所职业院校放在一起比较吗？”袁连生说。从专家的角度看，似乎公众对于所谓高校“贫富差距”的质疑并没有理论依据，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高校收入的贫富不均似乎是大家普遍认定的一个事实，难道只是公众错了？

　　猜想二如果计算“高校绩效”

　　在高等教育领域，“高投入”是不是就一定代表着“高产出”？

　　对于这一问题，至少北京某教育研究机构研究员晓陶（化名）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些中东产油国家的大学。这些大学每年投入巨大，但在各个世界大学质量排名中，都不见它们的影子。”他说。

　　因此，评判一所高校的“穷富”，也就有了一个比单纯看投入、支出资金数更加合理的方式，那就是它的投入产出比，也就是“绩效”。

　　“很多人都在抱怨政府给予北大、清华的投入过多，但一些投入相对不大的高校，其资金的投入产出比可能还不及北大、清华，那么究竟是谁浪费了钱呢？”晓陶说。

　　早在2009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就发布了一份《中国高等学校绩效评价报告》。报告对教育部直属的72所高校中的69所进行的绩效评估显示：近半数高校3年间呈现出“高投入低产出”的特点，仅有29所高校呈现出“产出大于投入”的较高效益。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从公布之日起就一直争议不断，很多人都对其科学性表示了怀疑，而这其实也是通过所谓“绩效”来评价高校的困难之处。

　　“如果从一个大的范畴来看，我们当然可以对一所学校，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的‘绩效’作出一个感性的评价，比如一般人都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绩效’不高，因为几十年来高等教育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没有产生重大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但是，如果以客观指标对某一学校作具体评判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难以找到适当的指标来进行衡量，因为高校不比企业，是不能完全以货币尺度来衡量绩效的。”袁连生说。

　　事实上，目前在教育领域中，对所谓“绩效”也的确没有一个公认的指标，其原因也十分简单——教育是长效机制，有些现在的投入甚至要十年之后才能看出效果，而且其产出很多是不能用货币来衡量的。

　　“其实在某些领域，我们是可以通过计算投入产出来衡量高校资金的使用情况的，比如某些科研领域，但如果从整体上看，如何制定标准的确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采访中，某高校教师如是说。

　　猜想三如果拨款制度更加透明

　　公众对于高校间“贫富差距”的不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国家层面上投入不均的不满。通俗一点说，就是“为什么有的高校给的多，有的高校给的少？”

　　在这个问题上，有关部门似乎的确应该作出解释。

　　早在去年年底，当公众热议“985工程”和“211工程”的存废问题时，晓陶就曾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指出，目前中国高校的拨款体制依然是政府主导的计划拨款体制，它能够为中国高校发展提供一块垫脚石，却不能保证在中国产生世界一流高校。从加快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角度看，财政经费使用需要公开透明，高校通过公开竞争的方式获得财政经费也属必要，广泛的社会参与和监督更必不可少，完全依靠行政手段、长官意志，封闭运行，难免有寻租空间，加剧分化和不公。

　　对此，叶高翔也表示，除了一些特殊领域和需求之外，国家应该制定更透明的财政拨款制度；政府一般性投入应该有规则，比实效，促竞争。“不仅要让大家知道‘985工程’‘211工程’投入是多少，更要让大家理解如此投入的原因，把原因说清楚，大家就不会有非议了。”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袁连生。

　　“政府对学校的拨款应该是透明的，尤其是与学生人数有关的项目，应该有一个生均拨款的公式，且这个公式应是公开的，但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做到。”他说，科研项目和其他项目就更不透明，“不管是一般的运行经费的投入，还是项目经费的投入都不透明，这方面业界的诟病很大。”

　　在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湘潭大学原校长罗和安曾提出建议，希望能够建立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的公共查询系统，允许高等学校和社会各界自由查询财政拨款的分配结果、使用进度、使用结果等。国家也应综合考虑学校规模、层次、地域、专业、学科、绩效等因素，研究制定具体的拨款公式。基本支出预算的计算实行统一公式，项目支出预算的分配体现竞争性，均在同一层面上公开进行。

　　可以想见，如果罗和安的意见可以实施，公众对于“为什么有的高校给的多，有的高校给的少”的疑问也许就能得到回答。但问题是，这样的意见何时会实施呢？

　　猜想四如果是在国外

　　在收入支出方面，国内高校与国外高校有何区别？

　　以武汉大学公布的《2014年度部门决算公开信息》为例。在此份信息中，武汉大学2014年获得财政拨款收入25.8亿元，占该校当年总收入的49.8%；而获得的捐赠收入4069万元，占总收入的不到1%。

　　对比国外，美国教育援助委员会在2014年统计了前一年度美国获得社会捐赠最多的前10所高校。其中，斯坦福大学获得社会捐赠达9.32亿美元。而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2011年的数据，美国私立高校的教育总经费达1687亿美元，其中近30%的经费都要依靠社会捐款。

　　假设一下：如果清华等四校获得的超百亿元的年度经费中，有相当部分是校友和社会组织捐赠所得，公众的质疑还会如此之大吗？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国内高校在资金获得渠道方面，依然十分单一，主要的手段无外乎财政性教育投入和学费收入，而包括捐赠在内的其他手段所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

　　“不可否认，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捐赠制度要比我国成熟得多，而且国内大部分高校目前的校友及社会资源积累也不及国外丰富，社会共识及国情也不同。这就必然导致国内高校想要达到国外高校如此高比例的捐赠收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肯定是一条值得我们尝试的路子。”叶高翔说。

　　最近一段时期，晓陶正在从事一项关于抗战时期教育状况的研究项目。在研究中，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抗战期间，得到政府经费投入最多的大学是国立中央大学，其经费相当于组建西南联大的三所学校的总和。在教授总数和学生数量等各方面，中央大学也要强于国内各高校。但如今，中央大学在历史上的影响力要远低于获得投入不及它的西南联大，这是为何？

　　“我觉得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学与行政权力的远近，大学离行政权力越近，对其发展就越不利。因此，离行政权力更远的西南联大反而有了发展空间。”他说。

　　过多地依靠政府投入，高校自然和行政权力难以保持足够的距离。如果高校可以通过多渠道筹资，取得更加独立的地位，是否也会出现第二所“西南联大”呢？

　　不患寡而患不“均”

　　就在全国人大代表、湘潭大学原校长罗和安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建立高等教育财政拨款公共查询系统的2012年，中国的教育投入终于达到了GDP的4%。而3年后的今天，新实行的《预算法》已经正式删除了以前预算审查和执行中涉及法定支出的规定，其中包括不再提教育财政性投入要占GDP的4%“惯例”。对此，有人担忧取消“法定支出”红线后，教育支出占比会降低。

　　中国教育会“差钱”吗？

　　就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教育部门证实，去年全国有1000亿元教育预算其实是没有花完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教育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么“差钱”，而之所以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教育投入始终不足，其实有更深层次的因素，那就是国内教育财政投入的不合理。

　　虽然在采访中，教育学者并不认同公众眼中的“贫富差距”，但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我们的大量教育投入并没有用在刀刃上。至于证据，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历年爆出的高校形象工程，以及资金被挪用挤占的事例。

　　事实上，这也是公众对于高校所谓“贫富差距”问题如此敏感的深层次原因——我不信任你！

　　那么，相关方该如何赢回这种信任呢？

　　《论语·季氏》中有句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句话讲的是治国之道，但用在目前的教育投入上其实也是合适的。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每年的教育经费其实是处在一个上涨趋势中。因此，过分强调所谓4%的固定比例其实意义不大，反倒是当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定数量的教育投入后，如何将其合理地分配要更加重要一些。在此背景下，“均”的概念就显出其价值来了。

　　当然，这里的“均”并不是搞“平均主义”，将所有教育财政经费均分，而是将经费放置在一个公平的平台上，在统一的制度保证下作合理的分配，高校结合自身实力和在国家教育大格局下的地位，作平等竞争，至于最终获得多少，有凭有据。而如果真的如此的话，各校间所谓的“贫富差距”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但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首先，正如采访中专家所言，政府的财政投入政策必须透明，同时，整体拨款方式也不能再以行政为主导，毕竟“一家之言”难以客观公正地衡量整个教育系统的资金需求情况，而建立一套多方参与的拨款协商制度也许是一条不错的出路。

　　总之，这份或许不应该被如此“重视”的榜单提醒着人们，与其关注我们有多少钱，不如多关注一下，我们该如何分配这笔钱。

　　教育部直属高校2014年预算（单位：亿元）

　　排名大学名称年度决算数年度收入合计年度支出合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