僻字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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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蒋原伦

　　僻字的文化意义想到这个题目的缘由是《汉字听写大会》的电视竞技节目，短短一年间，类似的节目就有了汉字英雄，成语大会等，成为小时尚。

　　该类电视节目的看点就落在那些生僻的字和词语上，中学生们写出如此艰深、笔画繁复的汉字和冷僻的词汇，让人惊羡，同时也自愧弗如。想到自己的初中读书生活，花在书本上的时间不多，那个年代的时尚是学工、学农、学军，后来的上山下乡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

　　不过，若没有“文化大革命”，继续求学，上高中和大学，自己会不会将时间花在语言文字方面？估计不会，因为再追溯到“文革”前，讲究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种科学主义自信使得语文和外语都不在幼稚的学子们的视野内，就因为前者是科学，后者则是语言工具。一说工具就有点降低了语言学科的地位，所谓得兔忘蹄、得鱼忘筌。八十年代后才知道，若要跨出国门，走遍天下，依靠最主要的两种媒介是语言工具和美元，对于穷困的国人来说，前一种媒介似更重要，会一门外语，打工挣钱，维持生计就更容易一些，其他的本领，如数理化什么的，倒是其次的，要慢慢来。

　　应了一位学者所言，人脑最伟大的发明是语言文字和货币。说到学一门语言，在许多学生心目中，首先是外语（或者英语），因为它联系着一个未知世界，在很人的心目中，勤奋学习的形象往往与早起在校园的一角背外语单词的学生侧影联系在一起。母语虽然重要，只是它像水和空气，充盈在我们周围，不到匮乏之时，不会感觉它的存在。汉字听写这类竞技节目，似乎让人们重新感觉到了汉字的存在，特别是那些容易犯错的字在提醒着我们的疏忽和无知，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中国成语大会

　　当然，就汉语言文字而言，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自己年轻时的错觉，以为现代汉语的功能只是为了帮助我们准确地划分句子成分而已，一点也不实用。语感好，会写文章，会表达即可，何必要知道什么主谓宾补定状？相比之下，古代汉语的老师更让学子敬佩一些，因为觉得他们有学问，那些难理解的古文，一经老师的指点，便豁然贯通，打开了一扇通往神秘幽远的历史的大门。

　　在汉字听写比赛中，情形也如此，那些日常生活中最常用字和词，并不受青睐，因为它们太普通了，似乎人人都会，比赛的意义就是看那些学生能不能够写出前人古人曾经使用过的、高难度的字和词，所谓高难度，就是在现代汉语中不常见的，或者难得一见的字和词：比如“捍蔽”、比如“溪刻”、还有“唼喋”“觳觫”等等，这些远离我们日常生活的词，现在露出了芳容，它们躺在某些古代的典籍和文献中，或者在文学作品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如果没有这类竞技节目，我们可能一辈子不会光顾，它们也没机会光临。

　　人们有理由质疑出题人的意图，那些古怪冷僻的字词除了难倒学生，在最后关头起到淘汰一部分比赛者的作用，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吗？即除了比赛上的意义，还有深刻一点的文化意义吗？

　　这里要谈到僻字的文化意义。所谓冷僻的字和词，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交流中不常用而逐渐退出人们视野的，有点自然淘汰的意味。当然，说淘汰是相对的，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它们还会回到语言生活中，就比如“囧”（jiong）、“槑”（mei）、“烎”（yin）等，而今又回来了，成为网络热词。

　　专家们制定的《汉字应用水平测试字表》是五千五百个，里面根据难度，还分成甲、乙、丙三个字表。其实，我们的常用汉字不过三四千个左右。与常用汉字相比，康熙字典中收入了四万七千多字。据说《鲁迅全集》总共用到的汉字是七千七百来个，这是二十世纪作家中最有学问、用汉字最多的文学巨匠，即便这样，康熙字典中还剩那四万来个字没有动用。但就是那没有动用的四万来字，保证着那几千常用字的意义。海明威喜欢用冰山理论来形容文学创作，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和水下的八分之七构成厚积薄发的态势。冰山理论挪用来说明常用字和生僻字的关系也很贴切，常用字必须浸泡在十倍于它的庞大字库中，才能时时焕发出其活力。

　　我以为能挥洒自如运用三四千常用字的写作者，基本了解和掌握的汉字应该在五六千字以上，不过，自从赵元任等先生在汉语中引进语言学概念的“词”以来（在《马氏文通》中，还是以名字、代字、动字、状字来表述的），我们似乎应该强调掌握一门语言的熟练程度是和词汇的拥有量相关的。虽然很难说一个掌握几千汉字的人拥有多少词汇量，但是汉语的词汇掌握和汉字的熟习是分不开的。

　　在汉语书写中，由于汉字意义的相对稳定，组合起来容易衍生出许多新词，例如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是“横空盘硬语”的文章大家，在一篇文章中就可创造出许多新词，如“爬罗剔抉”“刮垢磨光”“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等，这些书面语词，阅读起来过瘾，只是不太容易进入口语，这些不易成为口语和流行语的“文言”，虽然应用的机会不多，有时反倒是有长久的生命力。

　　观看汉字听写大会之类的电视，人们惊奇的是这些青涩的学子，怎么会记得那么多佶屈聱牙的字和词，答案似很简单，潜心钻研，反复记诵默写。问题是为何肯花工夫在这上面，有这个必要吗？在回答有无必要之前，或许应该先问问他们有无兴趣，问题自然在于兴趣。

　　年轻学子求知若渴，特别是对那些有难度和深度的对象，怀有一种好奇，怀有一种朦胧的敬意。其实许多书本知识在日后的人生旅程中可能是无用的，因为不能直接派上用处，但是它们在激活个体精神方面不可小觑。曾经看过一部美国电影《阿基拉和拼字比赛》，阿基拉是黑人子弟，参加英语拼写比大赛，从学区一路比拼，杀到华盛顿。最后名列前茅的竟然是她和一名亚裔学生，缘由也正在于此，他们的精神力量由此被激发，他们的才智得到认可，尊严得到维护。

　　汉字英雄或汉字听写大赛节目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英语拼写比赛的启发，笔者没有作过比较，但是以竞技的方式来提高人们的学习认知兴趣或观看兴趣，是其背后共同的法则。当然支撑兴趣的，还在于其丰富的内涵和营造的特定情景。这些生僻的文字，各自联系着独特的意义和被人遗忘的蕴含，翻检这些字，似找回了或者说开辟出新的意义空间。某种意义上也能理解为传统文化在当代的重新激活。

　　单个地说，哪些僻字对今人有意义，或者说汉字听写大会所光顾的那些生僻字对现代汉语的发展有什么特别的功用，那是无稽之谈。因为脱离了日常生活语境，或者说脱离了特定的语境和语用，文字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意义的，也难说今后会派上什么用场。但是所有的文字都记载了先人的生活历程和开拓精神，反映了我们祖先的创造能力。那些得以留存的生僻字词，记录了我们古人的各种探索和尝试，也表明人类文化演进的复杂性和不可通约性。文化的发展是创造和淘汰并行的，淘汰的旧文化有时在某些境遇中，又重新露头，成为文化焕发活力的新因素，文化神秘的伟力有时就缘于偶然性和突变性之中。

　　这一点从对汉赋的评价的转变上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当年的文学史课，从阶级论或民粹论立场出发，说到汉大赋，基本上是略过，或批判其辞藻繁缛堆砌、过分铺张扬厉而又内容空洞，或批判其讽一劝百，宣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奢靡生活等等。后来的研究者，重新肯定了其开拓性和创造价值，以及在修辞和文学表现力方面的努力。汉赋的铺张自有汉赋的道理，一位台湾作家说得好，正如“《百年孤独》开头写，那个时候世界太新，一切还没有名字，必须用手去指。汉赋便是兴高采烈地指述新物新事，不厌其烦地详绘凡百细节，成段成篇列举出声、色、犬，马，不为什么，只因为喜欢。”

　　我想，随着汉字听写比赛的深入，汉赋中的那些古奥冷僻的词语或许也会不甘寂寞，纷纷登场？当然很难说这么做一定是好或者不宜，因为许多现象不必轻易作价值判断。作为一档竞技节目，我认可这样的说法，即听写那些相对常用的，而又容易写错读错或互相混淆的词语，这样对于规范我们的语言更有帮助。毕竟僻字不是为了竞技节目而存在。汉字听写比赛只会时兴一阵，而僻字作为人类文化的化石，则会长久流传下去。

　　没有进入日常生活用语的僻字，像是古董，古董除了年代久远，也有奢侈的意味。古董的价值是不确定的，不过对于收藏者来说，还有那么一段情怀。古董除了供摆设、观赏，大多数时候是压在库房，僻字的情形也相似，压在古文献和辞书中，难见天日。不过有些也许还能重新融入我们的语言交流系统之中，就因为它们是抽象的符号系统，在语用过程中会产生奇妙的变化。

　　文徵明隶书司马相如《上林赋》（局部）

　　若干年前，笔者拜读丘成桐先生的一篇演讲，丘先生幼受庭训，谈起中国古典文学如数家珍，他用古典诗词来描述数学的意义、数学的文采、数学的意境与情感，竟是那样贴切入微，一点也没有突兀冷僻之感。他说到：“我研究这种几何结构垂三十年，时而迷惘，时而兴奋，自觉同《诗经》《楚辞》的作者，或晋朝的陶渊明一样，与大自然浑为一体，自得其趣。”虽然这位数学大师申明，这只“关乎个人的感受和爱好”，但是他令人信服地展示了语言领域和数学领域之间奇妙的关联，对于我们理解数学中低维空间和高维空间之间的关系有深刻启示，同时也表明，地域化的文字语言和国际化的数学语言虽不能互相取代，却能互相辉映。

　　说到语言文字的功能，它既是交流工具又是命名工具，交流工具是相互间传情达意，理解沟通。命名工具是对实有事物和各种现象的指称，在现代语言学产生之前，人们很少能认识到语言发展中更复杂的情形，即作为交流工具，它不是意义的确定的单向传播，也不是简单的施受关系，交流过程同时是意义的共享互动过程。作为命名工具，语言也不只是对已有事物的界定和指认，表征不在场的事物，语言同时又是意义的生产系统，并不断地创造新的能指和所指。作为能指，中国的文字和由这些文字组成的词语，要多少才够用？作为所指，汉字中僻字的蕴含，在多大程度上为今人提供了意义空间？这是难以预测的，但可以肯定，它们有潜在功用。最近的消息，为了给孩子起名，既要高雅又要避免重名，许多家长爱上了康熙字典，试图从中寻找灵感。当年皇上起名，用那些生僻的字，是为了省得草民动不动要避讳，今天则是为了避俗，意义不同，路径相同。

　　在当今的媒介学理论中，有所谓热媒介和冷媒介的说法，据说热媒介清晰度高，冷媒介清晰度低。麦克卢汉认为象形文字或会意之类的文字属于冷媒介，拼音文字则是“热烈而爆发性的媒介”，这种武断的划分方式，真是令人吃惊。将世界语言文字的丰富性居然作如此简单地二分，需要什么样的勇气啊！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历史的丰富性就包含在语言的丰富性之中，当然也包含在那些僻字之中，僻字的产生和弃用，显示了文化演进的某种轨迹。从当下效用的角度讲，我们倡导语言文字的简便实用，但是不必为了简便实用而否决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

　　论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或许要被人嘲笑，如鲁迅先生所比喻，一个穷人往往自炫，说自己祖上曾经阔过。不过，祖上也确实阔过。只是最近几百年来的破落，使得志士仁人在自省的过程中，进行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自我批判的三个阶段。这三步中，前两步是面对当时具体的情景，批判容易击中时弊。到了文化批判这一步，就应该谨慎和具体分析，社会的演进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不能归于单一因子（由于文化概念的误导，人们会将“文化”作为单一因子看），即不能将今天的社会积弊归于两千年前的孔子或儒家文化，更不能检讨文化的得失，而自惭形秽到了要摒弃汉语言和文字这一步。

　　一种说法是汉字禁锢了国人的思维，要走拉丁化的道路，似乎我们的老祖宗一开始就没有走在文化的正路上，停留在象形文字阶段而没有走上拼音化的道路，这种本质主义的观念认为，人类一开始就只有一条正路，就是走文字的拼音化道路，两千年前没有走，现在应该补上（上世纪五十年代关于汉字走拼音化道路问题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后来不了了之）。其实汉语言文字不说是我们的宿命，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创造性贡献，就好比下棋，我们不能责怪我们的老祖宗为什么一开始不发明国际象棋，而下起了象棋和围棋。如果我们把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看成人类早期灿烂文化的一部分，有什么理由不把中国古代语言看成人类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禁锢我们国人思维的不是中国古代文化或文字，而是只认某种文化为唯一正确的文化而屏蔽其他文化，不能吸收人类的整体文明成果。

　　由汉字听写这档竞技性娱乐节目扯到汉字拉丁化的道路有点远，但是近来看到相关的讨论，背后似含着这层意思。汉字文化的生命力如果到头了，听写那些僻字难字自然没多大意义，然而汉字文化的生命力到头了吗？其生命力到底取决于什么？它不取决于外在的所谓客观规律，而是取决于我们的使用者！取决于使用者的生命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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