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漳书院条约

　　●清漳书院

　　在肥乡县。清乾隆十年（1745），知县饶昌绪创建于学宫西侧，招生童肄业。不久，知县郑大进增修，规模扩大。乾隆年间，章学诚主讲院中，所教虽以科举时文为主，但谆谆于“大义乃通经之源，古论乃读史之本，”所传为读书、作文、治学的基本方法。道光十一年（1831），知县王玉海筹画经费。同治二年（1863），知县杨毓楠置地629亩多。五年，知县李鹏展又拨十五村徭为院中费用。清末停办。

　　章学诚：清漳书院条约（一）

　　清乾隆年间

　　院长与诸生约：书院课期一月三举，比家塾私课则为已疏，比官师月课则为加密。日程月计，不疾不徐。诸生以旬日读书，逢期集试，非第较量一日短长，亦思古人以文会友，切磋砥砺，共勉于成，乃所望也。以诸生不惮跋涉之勤，副令君(对县令的尊称)加意栽培之愿，自宜爱此日力，舒展所长，勿为无益聚谈，潦草塞责，方为有志之士，不甘自弃者矣。

　　乃此举课，策问《四书》大义，诸生置对，通场无一人。夫尽日夜之长，止作一文一诗，则学使考规，例不继烛，经书二艺，何以定篇？且诸生俱处乡僻，与院长继见无时，发策问义，非但试觇文辞，亦将问言观志，商榷学术。指授心裁，俱在于此。所问仅出《四书》，量非难解。若果按款胪对，则书理明通。从兹由近及远，以浅入深，《六经》、《三史》、诸子百家，将与诸生切磋究之，抵于古人之学。纵使材质有限，不能尽期远大，即此经书大义，稍能串贯，究悉先儒训诂，会通师儒解义，则执笔而为举业，亦自胸有定见，不为浮游影响之谈。上引材智，下就凡庸，粗细俱函，道无逾此。而诸生渺忽视之，将院长薄植，不足奉诸教生之答教耶？抑节省日力，以为剧饮闲谈之地耶？余甚为诸生不取焉。

　　且大义之体，始于唐人贴墨(贴墨：又作墨义。科举考试方法之一。按经义、注疏内容回答大义，无需解说。唐代始行，至宋王安石改用经义取士后停止。)，宋人以贴墨之但取记诵，故即经书发问，令士子以读书心得之言，就题发明大义。其后又以大义法无一定，因作《四书》之义，截句为题，以杜散乱之嫌。明人法益加密，乃入圣贤语气，演为制义之格，诸生今所诵习之文是也。是大义与《四书》文同出一源，大义法疏而《四书》文密。诸生既已习《四书》文，断无不能更作大义之理。犹恐诸生未能深悉，故兹明白宣告，愿诸生勿惮烦苦，务取完篇。其读书有得者，固须贯串发挥，尽展怀抱。其不能者，亦须确守传注，按牍敷陈，不得剿说雷同，互相抄录，是为厚望。如但有诗文、不作对义者，诗文虽佳，生员不取超等，童生不取上卷，勿谓阅卷之苛刻也。此约。

　　章学诚：清漳书院条约（二）

　　清乾隆年间

　　院长与诸生约：策问《四书》对义，本欲诸生贯串经书，融会传注，自以意义发挥，更取他书印证，盖学问之一端也。若但如题直抄，则不如默写经书之为愈矣。夫学莫要于知类，知类者，凡庸皆可勉求，而圣人初不外此。孟子言，指不若人，而推于心不若人，教人知类，即此意也。夫子所谓一隅三反，子贡所谓闻一知十、闻一知二，皆是从类推之。《易大传》曰：“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则类之为义，可为广矣。诸生体此义以读书作文，何患不成大名？岂斤斤焉为是寻行数墨计哉？凡所策问，皆是行其端耳。诸生能即所引之端，求其义类之相近者，援引比较，或从义类之相反者，往复推求，则上下四方，文章不可胜用矣。若徒抄袭雷同，有何益耶？且以此为举业，即举业之上乘；以此为学问，即学问之首最。而入门先由浅近，后及高远，为之初不甚难，又何惮而不用心耶？

　　但念诸生初试为此，经书传注，一时未尽融通，风檐寸晷(风檐寸晷：风檐谓不蔽风雨之场屋，寸晷言很短的时间。常用为科举应试之意。)，潦草塞责，出于情之无奈。今兹稍示变通，以期法之尽善。先期发问，诸生抄录回家，十日以后，录入下次课卷，则窗下尽有余闲，可以翻阅经书，从容置对。下课发问，又复如前。似亦劝学之一法也。此次发问，既留下期，则此次诗文之外，乃作古论一首。嗣后有前课未到，无从得策问者，亦作古论一首，庶不枉此心力，以尽一日之长。夫大义乃通经之源，古论乃读史之本，事虽浅近，理实遥课。愿诸生其懋勉(懋勉：勉励之意)之，院长有厚望焉。

　　札：

　　章学诚，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字实斋。汉族，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国子监典籍。曾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书院，并为南北方志馆主修地方志。章学诚持“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所著《文史通义》共9卷（内篇6卷，外篇3卷），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着作。（以上来自百度百科）

　　他与戴震同时，但其学注重识见的价值，其《文史通义》中主张的“六经皆史”的观点，超越前人，对后世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据余英时先生讲，最早注意他的著作的是日本人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后来他的主张才广为人所知，主要是他的思想超越了时代，有很多内容与现代的西方历史研究的一些观点非常接近。

　　他为清漳书院条约所拟的这两则条约，从治学的方法、认识以及应有的态度入手，对学生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并提醒学生应注意的内容和要避免的治学的误区，实在是言简意赅，条分缕析。联系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和最近高校的限娱令来看，还是这种事先提出的条约更规范一些，更能体现谋定而后动、提前防微杜渐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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