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失之草率

　　原标题：公开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失之草率

　　与性犯罪刑释人员住在同一社区的居民，在知晓状况、对邻居的提防中，未必比一无所知时过得安稳，日常生活中的歧视、隔阂，对双方都不是有利于和谐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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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浙江慈溪检察院牵头法院、公安、司法局，出台《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实施办法》（下文简称《办法》），对符合条件的实施严重性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犯罪人员，在其刑满释放后或者假释、缓刑期间，通过各单位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渠道，公开其个人信息（包括照片、身高；罪名、判处刑期；现住地址、工作单位等），方便公众随时查询。

　　该《办法》显然意在制定针对性措施，对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人员实行特殊预防。对此初衷我十分赞赏，但对其制定程序、内容、方式，还有存疑之处。第一、检察院作为司法机关，牵头制定行政性措施是否适格？恐怕是被牵头的司法局更适宜。第二、在单位门户网站等官方信息平台之外，还要公布于微信、微博等非官方渠道，如此对待个人信息有草率之嫌。第三、“符合条件”具体为何是《办法》实施的关键，但遍查慈溪政府网站、信息公开网站、检察院网站，都查阅不到《办法》的原文以获知具体细则。一个要求公民信息公开的官方文本，本身却实现不了公开，这不免令人失望。

　　相比上述表面可见的疑点，更值得关注的是该办法的立意本身。个人信息公开这一犯罪预防措施，对于预防对象再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到底有多大实效？以及是否合理、合法？

　　在《水浒传》中，宋江杀阎婆惜获罪，在发配路上之所以屡遭磨难，只因他是“黥余之人”。网上公开个人信息虽不至于如黥刑一般野蛮，但在网络深深融入生活的今天，其对个人合法权益，尤其隐私权、名誉权的损害，毕竟不可小视。“人肉搜索”之所以引人反感，原因也在于此。不过“人肉”只是一种民间恶俗，而通过官方推行则是公权力的作为。公权力本是“法无授权不可为”，但在我国能对此《办法》授权的上位法却不存在。倒是《监狱法》有规定，刑满释放人员与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且当地政府有帮助刑满释放人员安置生活的义务。以此来看，《办法》与上位法是相悖的。

　　在美国，有个与《办法》立意类似的“梅根法案”，建立了性犯罪加害人登记与公告制度。然而，同样基于侵害了隐私权、肖像权的原因，“梅根法案”遭到违宪指控。其实，与性犯罪刑释人员住在同一社区的居民，在知晓状况、对邻居的提防中，未必比一无所知时过得安稳，日常生活中的歧视、隔阂，对双方都不是有利于和谐的好事。据学者统计，美国近年来针对被公开信息的性犯罪者的暴力事件剧增，造成了意外的坏效果。

　　一项措施在法律和法理上有据，是为合法；能按照预设逻辑达成预定效果，是为合理。《办法》不仅合法性上有疑点，在合理性上也待商榷。犯罪人权利保障与犯罪预防是一对长期的矛盾，也是犯罪学的经典课题。审慎地以慈溪一个地区作为“试水”值得鼓励，但“推广全国”的观点，就未免过于急躁。

　　《办法》对于当事人生活、求职、婚姻、儿女教育等方面的坏影响是可以想见的。只因曾有犯罪经历，就要毫不考虑其具体悔过情况，通过一纸《办法》折断其未来的种种可能性，这对恶劣分子可能很合适，但对于诚心悔改的人来说就是极大的不公平。抹煞个体差别、无视个人因素的办法，不可能是好办法。至少也要增加一个刑释人员再犯可能性评估的机制，而不是无差别适用。我国很多现代化的矫治场所，包括监狱、教育矫治所、刑释人员中转站等，就已经在运用“再犯可能性评估”等技术，这是真正关注个体、尊重人权的好开头。对犯罪人的矫治工作，应当以个体为基础，以教育挽救为出发点，纠正行为偏差、治愈心理问题，力图使这一群体回归社会创造价值，而不是简单地隔离、推开。

　　实际上，基于现有制度框架来实现再犯预防也是可行的。对于刑满释放人员，根据其原判罪名、刑种、刑期和在服刑期间的学习改造表现，可以作出相当程度的区分，根据专业的区分和评估，将刑释人员进行分流。有的轻罪、初犯、偶犯可以无障碍地回归正常生活；有些在社会上就行止不端的、在服刑期间表现抗拒的，则可以由执行机关和公安机关多加注意；对于有需要的刑释人员，实施后续照管、进行回访等。相比之下，“梅根法案”提供的是一种低效率的办法。

　　针对特殊群体的法律保护问题，创设特殊预防措施是必要的，但必须以保障人权作为限度。超越了这个限度，不仅难以达成预定效果，而且还会衍生其他的社会问题。未成年人的权益应该被着重保障，但公开罪犯个人信息绝不是最好的办法。（唐郭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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