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评职称 学生说了算？ ——普渡大学案例

　　教学与科研，是高校最为核心的两项职能。教学和科研如何平衡，是所有大学面临的永恒问题，普渡大学决定把学生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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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鼓励一线教师潜心教学、培养人才，四川大学重金奖励教学“卓越”教师，特等奖奖金100万元，一等奖奖金50万元，二等奖30万元，三等奖10万元。2015年3月底，该校公布了首届“卓越教学奖”评选结果：除特等奖空缺外，共10位教师分获一、二、三等奖。据悉，“卓越教学奖”是四川大学在校友及企业捐赠下，于2014年设立的一项教育教学奖励基金。这项评选旨在表彰师德高尚、教学卓越、学术杰出的一线教师，从2014年起，每年评选一次。（新华网，2015-03-27）

　　重科研轻教学的现状

　　多年以来，批评中国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声音很多。有部分人认为，科研在提升学校排名、知名度，特别是高校在国际竞争中的表现方面，比教学更有力。依靠教授的学术声誉、科研水平来提高大学知名度的传统途径，被世界各地普遍认同和接受。虽然教学活动也可以提高学校声望，但在短期内，提升力相对有限。于是，科研与教学的拉锯战展开了。一手是教学、一手是科研，高校不断长高的“职称墙”让很多老师感觉分身乏术，科研教学两手抓让人身心俱疲，一些教师只能选择将重心放到评职称时分量更重的科研上。

　　2014年年末，四川某高校教师撰文《自白书》，文中以激烈的言辞戳中了高校教师的痛点：“讲好一门课能折算成几篇论文？”“科研是自留地，教学是公家田。”“一个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更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不可否认，为鼓励科研，学校在制定教师评聘标准时偏重科研。浙江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王国银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科研评价差的教师，教学再好，也很难晋升。相反，科研成果显著的，哪怕教学评价差些，也容易晋升。”《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审工作实施办法（试行）》中明确规定，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学校，讲师晋升副教授，教学上的标准是，“主讲过1门以上专业课或专业基础课（以教学为主者2门）”，且“教学效果优良”。而学术水平的标准就相对严格：即使是以教学为主的教师，也有“在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教学、科研论文5篇”的论文要求。中国高校老师评职称时科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民日报》，2015-04-22）

　　一场教学盛宴

　　“重科研轻教学”是中国高校不可否认的现状，那么美国高校是否对教学与科研一视同仁？一位曾在美国做过多年访问学者、现任职于北京某高校的老师对本文作者介绍了中美高校在教师职称评定方面的差异。他表示，美国高校的职称评定需兼顾三方面，即科研、教学及服务，这三项并驾齐驱、缺一不可。具体说来，美国研究型高校在决定是否晋升一位老师为教授时，会将其发表论文的数量、科研成果、教学评估、学生评价，以及为学校和社区作出的贡献等多方面因素纳入考量，任何一方面出现短板都意味着与职称失之交臂。

　　普渡大学作为美国众多高校的一个代表，多年来一直奉行着这一严苛的制度。不过，在2015年暑期，学校对晋升制度开出了额外条件：教师对学生（尤其是特殊群体，例如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学习困难户等）的积极引导和帮助将被计入考量，同时辅导本科生参与科研和教师教学方法的革新将变成两个加分项。目前，这项政策的具体细节正在紧张地讨论和修订中，学校并没有正式颁布实施。不过，普渡大学的此次改革意图明显，学校更加看重对学生的投入，将人才培养放在重要位置。该校教务长迪巴·杜塔在接受《高等教育内参》采访时表示，普渡大学虽然是一所研究型大学，但是研究型大学也需要培养更多学者投入到研究领域中去，因此学生在校体验实则与学校的研究卓越密不可分。杜塔说：“学生的在校体验和未来成功对我们来说更重要。”

　　公众表示，普渡大学几项新要求似乎该隶属于“三项老规矩”下的教学与服务，但校方表示为了体现出教师指导问题学生、辅导本科生科研和教学方法革新的重要性，学校会将这几项单独“拎”出来，将原本的三项扩展至四项或更多。杜塔介绍，教师指导问题学生无可厚非地独立成“项”，学校行政人员将与教授代表共同讨论如何有效地对教师指导学生的行为进行测量，将指标量化。并且，不同学院或学科领域对测量标准可以进行针对性调整，从而使评价体系符合学科教学特点。杜塔还表示，目前学校正考虑将辅导本科生科研和教学方法革新两项作为加分项，不算入必要晋升条件，以奖励那些具有开创性思维及乐于为学生付出的青年教师。

　　盖洛普如是说

　　科研、教学与服务并重的晋升制度在美国高校已运行多年，为何普渡大学近期却“敢为天下先”地掀起改革热潮？事实上，这并非学校一时兴起，此举措的“幕后推手”实则为盖洛普近期的一项全国高校毕业生调查。2014年2月，美国第三方调查公司盖洛普对全国3万名不同年龄段的高校毕业生毕业多年后的满意度进行了调查。盖洛普认为，高校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收入不足以反映高等教育的价值，校友们多年后的工作状况更能体现母校的培养质量。并且，收入并非衡量教育价值的唯一标准，毕业生对母校、工作及目前人生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同样对教育者有着指引作用，盖洛普的高校毕业生满意度问卷由此诞生。

　　调查发现，纵观不同年龄层高校毕业生，不论其工作年限多长，他们对工作的热情取决于大学期间是否有一位密切关注他们、指导他们成长和发展、激发他们学习兴趣并鼓励他们勇于追求梦想的“灵魂导师”。不幸的是，在被调查的校友中，仅有14%的人表示自己曾遇到至少一位这几方面皆做到，换句话说是提供“情感支持”的人生导师。此外，调查还发现，在大学期间参与过科研项目、对某一课题进行过深入研究或在相关领域有过实习经验的群体，对工作的热情和投入度是未参加群体的2倍。进一步研究发现，全国范围内仅有3%参与调查的校友表示，他们既遇到提供情感支持的导师又有过在校参加科研项目的经验。美国公立大学协会主席彼得·麦克费尔森表示，虽然这些数据结果并非我们希望看到的，但是盖洛普却用这些信息为高校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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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参加完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福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大四学生张庭士自我感觉良好，他最想感谢的是班导师汪炳叔，“是他帮助我度过了专业困惑期”。福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所有新生班级在入学时便配备了班导师。该学院要求青年博士教师至少担任两年班导师，在教学工作以外承担新生入学教育、加强学生遵纪守法及安全防范教育、加强与新生家长沟通等职责，并要求班导师至少每两周举行一次班会、跟班听课一次、深入学生宿舍一次，且将担任班导师的工作经历作为教师专业技术职称晋升的基本条件。据介绍，实行班导师制度5年来，该学院提出转专业学生的比例从近40%下降到12%左右。（《中国青年报》，2015-12-29）

　　盖洛普的调查并未到此结束，普渡大学为了一探究竟，联手盖洛普对本校校友进行了专属调查，以便发现学校毕业生与美国高校整体毕业生间的差距。不料调查结果并不乐观，普渡大学毕业生在上述几项指标中比值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基于这样的结果，普渡大学意识到改革的重要性，既然教师的引导及学生参与科研对毕业生今后的人生影响如此巨大，为了长远的利益，学校决定将这些因素纳入教师考量的标准中，职位晋升政策的改革便是这一理念的最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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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可思研究发现，2014届大学毕业生对母校教学的满意度为85%，略高于2013届（83%）。其中，本科院校2014届毕业生对母校教学的满意度为83%，略高于2013届（81%）。下图是2013届、2014届本科毕业生认为母校的教学需要改进的地方。可以看出，2014届本科毕业生认为母校的教学最需要改进的地方为“实习和实践环节不够”（68%），其次为“无法调动学生学习兴趣”（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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