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问河北涿鹿课改：一场初衷美好的改革，为何会被抵制最终搁浅？ | 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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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堂灌、题海战术”的传统教学方式一直是在教育界得到众人诟病的，而涿鹿县提倡“设疑自探、解疑合探、质疑再探、运用拓展”的教育改革却最终搁浅，涿鹿县原教育和科技局局长郝金伦的一段辞职讲话，又再次唤起了大家对教育改革的关注。

　　在众多涿鹿课改局长辞职风波调查中，小编发现涿鹿课改的想法其实是值得称赞的，而且“三疑三探”之前在其他地区也有成功案例，但是为什么“三疑三探”放在涿鹿推行却失败了呢？涿鹿教育改革过程中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

　　孤军奋战的勇士，好的想法不一定能办成好事？

　　“这其实是一场在专业人士领导下科学的、人性化的教育改革。” 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教育和科技局原局长郝金伦在媒体采访中一直这认为。

　　2014年5月份，涿鹿县全县中小学开设实验班，开启“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反对声渐起，今年7月11日，郝金伦以辞职的方式，“抗议”自己推行的教育改革遭遇全面叫停。

　　今年7月5日，200多名家长走上街头，要求罢免郝金伦。当天，涿鹿县委、县政府叫停了“三疑三探”改革；

　　今年7月11日，郝金伦宣布辞职。并于当天发表了那篇引起轰动的辞职演讲——“满堂灌、题海战术以及对孩子们野蛮地张榜公布成绩等，在我郝金伦看来都是误人子弟……我不去领导这项工作。”

　　一时间，郝金伦的改革被打上了“情怀”的标签——“孤独的教改推动者”。

　　在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郝金伦则表示自己“孤军深入，既无援兵，又无粮草，知己甚少”，并称对于推行“三疑三探”遭遇的误解和指责，自己无怨无悔。

　　“县里有些人对我做出了非常不公正的评价。说实话，因‘三疑三探’我所遭受的误解和指责加起来难以计数，但我真的无怨、无悔、无恨，仅仅有些‘悲凉’，觉得寒心。我不是一个偏激者，也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原本就是想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干些实事而已，但是，我成了孤军深入探索改革的人。其实教学改革不是我郝金伦个人的事情，需要来自县委各部门和各界的通力支持。”郝金伦说道。

　　施行之年起，对于“三疑三探”教学模式的争议声音从未停止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中，郝金伦虽然一直认为是“解放天性和应试能力能兼顾”的，但是从2014年起，对学校推行“三疑三探”教学模式的争议声音就从未停止。

　　“我是反对三疑三探的。”涿鹿县教师郭鑫还表示，“传统课堂有预习、质疑、讲授、讨论、反思、巩固等多个环节。涿鹿的课改只是把传统教学的“质疑”环节无限放大，用一个环节涵盖所有的课堂环节，是有问题的。”

　　“‘三疑三探’的教学效率太低，教学时间不够用，需要跳着上课，有些课文就没时间上了。我在该用的时候用，不该用的时候不用。我还要为学生的前途未来负责。”一些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为什么不能让学校自主决定如何教学？”涿鹿一位中学的副校长说道，“我认为教科局直接管到教师的做法，很不妥当。这不是改革，是后退。”

　　除了来自教育系统的压力，家长的质疑也从未间断，就连郝金伦本人也说：“这两年，有部分家长一直在骂我。”据澎湃新闻、京华时报等媒体报道，有学生家长认为搞“三疑三探”费时间，作用不明显；也有家长则反映课改后老师讲课太少，考试也少，学生学习时间不够。甚至有家长认为，郝局长拿“孩子的成长当实验品”，“一意孤行”，强推“三疑三探”教学方式，犯了“教育的大忌”。

　　“三疑三探”,面临的是巨大误解？

　　尽管反对声很多，但在极速推进的“课改”中，郝金伦也不乏支持者。

　　张宾是涿鹿县希望中学一位有着15年教龄的语文教师，在他看来，实施“三疑三探”课改以来，学生的厌学情绪减轻，自主性大大提高。“没课改时，我一支粉笔就能上完课。现在孩子们提出的五花八门的问题让我防不胜防，经常被学生难住，学生很有热情。”在张宾看来，怀疑课堂上教师不讲课是对“三疑三探”的巨大误解。

　　“三疑三探”究竟是场什么样的改革？

　　“自主、合作、探究是写进教育大纲的，全国涌现出很多种教学方式，‘三疑三探’是其中的一种，这个模式在山东、河南、辽宁等地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而恰巧我们一直在不断寻找更高效的课改模式。”在谈到“三疑三探”时，郝金伦这样表示。

　　正如郝金伦所说，“三疑三探”并非涿鹿首创。

　　“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源自河南西峡县的教育探索，包括“设疑自探、解疑合探、质疑再探、运用拓展”四个环节。

　　设疑自探：这是课堂的首要环节，即围绕教学目标，创设问题情境，设置具体问题，放手让学生自学自探。

　　解疑合探：是指通过师生或生生互动的方式检查自探情况，共同解决自探难以解决的问题。

　　质疑再探：让不同学生针对所学知识，再提出新的更高层次的疑难问题，诱发学生深入探究。

　　拓展运用：针对本节课所学知识，分别编拟基础性和拓展性习题，让学生训练运用。在此基础上，予以反思和归纳。

　　“三疑三探”最大特点是学生先独学深思，形成自己的学习经验后，采取小组合作式学习，让学生主动发现问题、独立思考问题、合作探究问题、归纳创新问题、勇于评价问题，养成敢于质疑、善于表达、认真倾听和不断反思的学习习惯。

　　在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张丰看来，“在涿鹿课改中，引进西峡模式是一个'关键变量'。”他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说“在有关批判中，教育界内外人士对简单的移植有不少不同的声音。如果课改只是停留在某一模式的模仿，将很难转化为本地的常态实践。在改革初期，借鉴是有必要的，但我们要迅速从“移植”过渡到“内生”，进入第二阶段。”

　　涿鹿课改究竟“败”给了什么？填鸭式教学让学生被动地接受老师灌输的知识，让学习成为一种负担，题海战术更严重损害学生的心智和身体健康，学生毫无疑问是此种教育模式最大的受害者，而对这种伤害最感同身受的自然是学生和家长。

　　长期以来，针对以往陈旧的教学模式，从学生家长那里传来的不满和愤怒的声音可谓不绝如缕，既然如此，何以等到有人要对旧模式动刀的时候，家长们又集体抵制呢？

　　照搬照抄，好例子不适合所有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当植物种植的环境变了，事物的性质也就变了。涿鹿与西峡县运用“三疑三探”的不同结果也是如此，区域改变了、对象改变了，教改的性质也会不一样。

　　“西峡在做三疑三探之前几乎是每一所学校都摸清了才做，在开展变革之前，对全县是有一个通盘的了解。而郝局长把三疑三探移到涿鹿县，也应该结合涿鹿县教育的现状，然后把外来的“和尚”变成本土的“和尚”。”《学校品牌管理》采编部副主任千红亮在一次研讨会上说道。

　　但实际上，涿鹿在结合本土进行教改时做的并不是很好。

　　县教科局一位分管教改工作的负责人认为，相比“三疑三探”试点成功的地区，涿鹿县的问题在于，推得太急、太快，而且方式方法出了问题，不仅全县中小学“一刀切”，也违背了一般做试验的常识，即应该先进行试点，从点到面，点上形成了成果进行示范，再引领，逐步推进。

　　涿鹿在引进“三疑三探”方法时，不仅前期准备不足，而且没有考虑到当地县各校校园资源、师资力量和学生素质的差异性。

　　“教育层面不可忽略的是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他们单一的差别非常大，可能在这个地方学生的生源素质不错，自主性学习很强，家庭文化素质很高，施行‘三疑三探’效果就很好。而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则完全不行。”广东省广州市怡乐路小学原校长霍志强说道。

　　涿鹿县合符小学的负责人则认为，“三疑三探”政策下达后，学校即进行了三个月的“入模培训”，但发现本校学生不太适应这种教学模式，比如学生在设疑自探环节提得非常简单、琐碎，偏离了教学目标；第四环节由学生自己编题不太适合，也浪费了很多时间。“不是‘三疑三探’模式不好，而是我觉得更适合那些高年级学生，尤其是素质高、基础好的学生。”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张丰认为，在改革的初期，借助某一模式去帮助教师实现教学行为的转变是必要的。一些地区或学校成功地通过推行教学模式，实现了学教方式的变革。但如果我们不及时地帮助教师理解教学行为改变背后的实质，而简单地用行政命令来督促，就会促使相当部分的老师产生认识与行为的冲突，从而成为课改的阻力。

　　步子走得太快，老师、学生吃不消

　　除了对于“三疑三探”模式是否适合本地学生的质疑，改革步调操之过急也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三疑三探’走得太快，一线教师要吃不消的。”涿鹿县教科局副局长许世民在教科局民主生活会上多次向郝金伦提出自己的顾虑。事实上，“三疑三探”的推广速度，出乎了很多班子成员一开始的想象。

　　2014年5月22日，涿鹿县教科局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这是涿鹿县引进“三疑三探”的第一份规范性文件，将“三疑三探”的实施工作分为入模、习模、化模、创模四个阶段。方案中明确指出，“在入模阶段，（小学）四年级以上开展‘三疑三探’教学模式”。

　　“当时是考虑到低年级学生接受这种模式有困难，所以就先在小学中高年级中试点。”对于先试点的做法，郝金伦也是赞同的。在2014年的全县工作会上，他说：“我们的课题引进推广工作一定要稳扎稳打，通过试点总结经验教训，发现问题和不足。”但没过多久，“课改”推进得越来越快，郝金伦提出“三年级也可以做”。等到三年级开始不久，二年级、一年级也开始了。

　　为了激励教师使用“三疑三探”，教科局还将其作为教师调动、职称评聘的依据。有文件明确规定，在全学区“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讲课比赛上，工作5年内取得前五名，10年内取得前十名，可参加进城调动考试。有奖自然有罚，郝金伦在一次讲话中说：“把五项技术推进工作考核结果作为校长任免使用的依据，让那些碌碌无为、不思进取的校长退位让贤。”

　　“三疑三探”推行太快，使得许多一线教师还没把改革政策搞明白，就得实践到工作中。更有一线教师无奈地说，“这两年来，引进的这么多项教育改革，就如上映的一部部电视剧，我们还来不及消化，一引进就全面推开，不考虑学生层次和差异，这些改革注定是短命的。”

　　唯分数论下，家长老师产生质疑

　　教育改革需要广泛凝聚共识，“涿鹿模式”恰恰在这一点上出现偏差。在“分数决定命运”，高考“一棒定乾坤”的大背景下，考上一所好大学还是多数家长对孩子最大期望。因此，教改政策要想受到家长们的认同就只有一种可能，即教改有助于提高孩子的分数。

　　如果在这一点上教改的成效并不明朗，又有多少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充当实验品呢？所以在当下的环境中，要让中小学教改顺利得到推行，说服学生家长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拿出其有助于夺高分的证明。

　　“讲课少、作业少、考试少”的教改模式，引发家长的担心甚至“愤怒”不足为奇。在改革者眼中，满堂灌、题海战术有违教育规律，是误人子弟。但在家长心中，考高分才是硬道理，万一改不好，出现闪失，岂不吃亏？对老师而言，面对重新备课、课堂控制、充电加码等挑战，远不如原来的按部就班来得安逸，所以，他们也不是坚定的支持者。

　　这样，没有家长的广泛理解，得不到多数教师的广泛支持，改革的“大厦”建立在“沙滩”之上，县委、县政府叫停改革就成为无奈之举。

　　沟通不畅，质疑不能及时消

　　家住县城的盛女士回忆，学校曾给家长发了一张手掌宽的纸条，让家长在“传统教学班”和“三疑三探教学班”之间选一个。盛女士对“三疑三探”并不了解，为了保险起见，她选择了“传统教学班”，但纸条交上去，“就没了下文”。从孩子带回来的只言片语中，盛女士了解到，“三疑三探”已经实行快两年了。“家长如果了解‘三疑三探’是什么，那叫有选择。你买件东西还要挑挑，但这个东西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就直接上了。”盛女士说。

　　据县委县政府官网信息，教科局多次组织研讨会介绍该模式，2015年7月15日，为了打消部分学生家长存在的顾虑，还专门组织了家长会，家长对新课改有什么疑问可当场提出，时任局长郝金伦亲自解释。不过在实验小学一位学生家长看来，这次大会并未打消家长们的疑虑。“家长们问了很多问题，但他基本没有解答，而是一直反复强调，这个东西好，别的地方可以搞，我们也可以搞。”一位家长回忆道。

　　但在郝金伦看来，真正外行的是家长，接受采访时，他将“三疑三探”改革比作一次肿瘤手术，“做肿瘤手术是非常专业的，但是病人家属却在要求这样做、那样做，这才是干预”。郝金伦还表示道，“我一直强调的是各取所需、各得其所，自由选择、公平竞争。其实这两年我在学校也这样说，不是所有学生都要上这个模式，愿意上传统课堂的也可以，不会说不上就扣绩效工资惩罚，仍然是一种温和式推进。”

　　而县教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本是好意，但事实证明，这次沟通是不成功的，双方还是没有达成一致。”

　　同时在新模式下，教科局给老师的压力也让老师们倍感拘束，教师除了应付原来的教学任务，还可能被抽调参加县教科局长统一安排的专业课考试。此外，县教科局两周开一次调度会，有专人到各校检查“三疑三探”的落实情况，不止一位教师表示，经常有校领导在上课时间站在后门向教室里张望，感觉“很不自在。”

　　在涿鹿课改中，局长喊冤，不难理解，但如果在改革中，教育主管部门能更多地换位思考，多站在学生家长的立场上想问题，找出他们的担心所在；多站在教师的角度上想问题，通过政策鼓励等方式，引导教育他们积极参与改革；县委、县政府能从全县改革发展的大局中布局教育改革，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舆论氛围，教改也许就不会功亏一篑了。

　　涿鹿课改，启示在哪里？

　　“满堂灌、题海战术”的传统教学方式一直在教育界是得到众人诟病的，而此时提倡“设疑自探、解疑合探、质疑再探、运用拓展”的教育改革却最终被搁浅，郝金伦的辞职唤起了大家对教育改革的关注，无论涿鹿当下的教育改革是否正确，它仅仅只能作为个案供处于教育改革中的学校来参考，而不能否认整个教育改革的失败。当然涿鹿“三疑三探”被中途叫停，也足以证明教育改革之路仍任重道远。

　　尽管“三疑三探”在涿鹿被叫停，该教学法创始人、河南省西峡县教研室原主任，现南阳一高副校长杨文普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谈道，“有更多的人来质疑、发展对学生有利的学习方法、教学模式，我们的教育改革才有希望。”杨文普认为：“改革过程中遇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当地政府不能一遇到反对的声音，就选择叫停当下的教育政策，而是要思考一个让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两全其美的办法才是最重要的。

　　教育改革从来都不是教育部门自身的事，只有党委政府重视、部门联动、社会广泛参与，充分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尊重民意应成为政策制定的自觉，教育改革的大船才能平稳的前行。

　　教育是涉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教育主管部门推行的政策是作用于教师、学生和家长身上的，社会公众是政策的主要对象和参与者，任何政策都必然要考虑到公众的实际诉求和需要，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才不会背离改革的正确方向。现南阳一高副校长杨文普表示，“教育改革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我们要警惕大家对这个事情出现负面理解，要注意保护改革者的积极性。别让那些有改革热情的局长、校长觉得——改革就得‘下课’。”

　　教学模式虽有千万种，但却没有一种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教育改革要遵循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切忌照抄照搬外地模式。

　　西峡有西峡的校情学情，涿鹿有涿鹿的校情学情，适合本土实际情况的才是最好的，要把西峡的教学模式与涿鹿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西峡模式涿鹿化的路径，才是涿鹿教育改革最正确的打开方式。照搬照抄外地“先进”模式，最终能否成功让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儿，这样的改革自然让校长们感觉压力山大，如果升学率下滑，校长很可能受到批评指责，一线教师长期习惯旧有的满堂灌模式，现在改为“三疑三探”，教师们觉得课堂效率低下，无法完成授课任务，家长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当试验品，尤其在高考的环境中，家长和学生都输不起。

　　同时，改革成效的对错是需要时间验证的，他需要人们对此具有一定的包容心。

　　教育改革和其他领域不同，其成效有一定的滞后性。“满堂灌”和“启发式教学”的差别在哪里？这可能很难在本学期、本学年甚至几年后的考卷上体现出来。要看到教育改革的真正成果，需要等这批孩子长大成人后，才能够从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工作能力上看出端倪。而在这段时间里，不能因为没有“立竿见影”就粗暴否定改革，要有足够的耐心，让时间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

　　“涿鹿事件”好似一股清冷的风，激起了人们对此事的反思。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张丰认为，郝局长的辞职并不意味着涿鹿课改的失败。“虽然他和他的团队没能成功帮助全体涿鹿教师转变观念与教学行为，但可能有10%的老师理解并坚持践行“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思想，可能还有40%的老师部分接受了允许“疑”，鼓励“探”的启发引导的教学方法。这就是进步，这也是成功。”

　　虽然这一观点不免有个人主观性，但是张丰也表示，“当前，全国很多地区都在区域性地推进教学改革，有进展顺利的，也有困难重重的，与涿鹿类似的隐忧潜伏的地区也不是没有。我们首先要从大的方向上判断这些改革的是非，努力调整学教关系，从促进学习真实发生的角度，探索有效的学教方式的探索。然后，我们再从方法层面、战略层面看改革的路径与步调。”

　　涿鹿课改无疑为当下处于改革情境中的学校们提供了一面镜子，照一照改革进行时的学校，是否也有涿鹿教改失败的影子，以此来勉励和警示改革者们：教改之路虽布满荆棘，但若面向阳光，便所向披靡。

　　实习生 | 李天恕

　　责任编辑 | 杜润楠

　　参考资料：

　　中国教育报《河北“课改局长”辞职风波调查》

　　京华时报《河北省涿鹿县教育改革推行2年后被叫停 教科局长辞职》

　　澎湃新闻网《人民日报刊文谈涿鹿教改：如果高考制度改了，还会那么难吗？》

　　成都商报《河北涿鹿教科局长教改3年辞职 家长指责讲课少考试也少》

　　新华每日电讯《“涿鹿教改”失败警示改革之困》

　　文中部分言论根据"《学校品牌管理》杂志关于涿鹿课改研讨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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