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同学少年》中的学业规划

《恰同学少年》中的学业规划

张恒亮

　　湖南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恰同学少年》是一部很好的红色经典。然而，我更愿意从学业规划及个人发展学的角度来解读它，这对于今天的青年成长也许有着更大的意义。下面我们就从剧中故事逐一解读。

　　陶斯咏与王子鹏的对话，何为至善？陶认为，仅仅给穷孩子施舍是不行的，要想改变他们的人生，就是要从输血变为造血，于是她想到了教育，改变他们的思想和精神，促使他们自我发展。目前的社会现实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由于现在高昂的大学收费，许多学生考上了大学却上不起，于是，每年大学入学时，社会各界都在捐助穷困大学生入学，这其实是一种施舍的办法，根本性的在于给他们以观念，让他们自我发展，这就需要改变观念，要让他们明白，今天的社会不必非得按部就班地考高中、上大学，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灵活机动地安排学业，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可以暂时离开学校，但并不放弃学习。等条件成熟，再去上大学。这样就可以实现个人的可持续发展。

　　杨昌济在的伦理课上讲修身，修身先要立志。没有志向或者理想，修身就成了无源之水。其实，志向的意义不仅在于是修身的基础，也是学习的目的与前提。只有为了人生志向（理想）而学习，他才有不竭的发展动力。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学生经常厌学，主要原因就在于学生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高考而读书，为此必须提高各科成绩，这怎能不钻入题海之中，从而导致学生讨厌学习。而如果学生能明确自身的兴趣爱好，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职业目标，然后为了实现职业目标而学习，这样又符合自身的兴趣，又有了明确的目标，学生必然就会努力学习，向自己的理想去奋斗。

　　我们常讲，树立职业目标的前提是对各类职业有所了解和熟悉，有意思的是，在《恰同学少年》中，毛泽东的经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回家时，父亲批评他一会儿要到去肥皂厂学做肥皂、一会儿去商业学校学做生意、一会儿又到警察学校当警察、还到法政学校学法律，等等。结果没有一个坚持了下来！对此，萧子升也对他说：“你从这里读到那里，从那里读了这里，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毛泽东就说，我也没有办法，就是对它们没有兴趣，读不下去了嘛！可见，这并不是他的自觉行动。但也说明毛泽东很早就比较喜欢通过实践来检验事物的合理性，也为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写作《实践论》埋下了伏笔。

　　学业规划的最高目标是提高个人的发展效率，即以最小的投入（时间、精力及资金等）实现职业目标并促进个人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点在剧中也有反映。比如，毛泽东的母亲让他读一个便宜一点的学校，又比如萧子升在考第一师范时，考的是专科，为的就是早点出来就业，然后供弟弟读本科，这些都是非常客观实在的学业规划。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期间，也出现了偏科的现象，比如数理化学得较差，但文史哲却非常优秀。为此，他与萧子升还进行过争论，萧说学校开设的课程你都要学好，但毛说，我只学喜欢的，将来我也只用喜欢的领域不就行了。说到偏科，其实初中毕业后就不应该是什么问题了。因为小学、初中阶段是每个人都要掌握的基础教育阶段，这个时候必须每个科目至少保证及格。但初中毕业后，就进入了专业化教育阶段，学生偏科并不会影响个人的发展，他偏长于哪科，就学哪科，将来就用哪科，这就行了。也就像本剧中毛泽东所说的，我文科好，理科差，我将来就只用文科，不用理科，不就行了？其实毛泽东的发展历程也印证了他偏科的合理性。

　　在对职业的认识上，一师的督学纪墨鸿与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有过一段精彩有争论，纪墨鸿认为，学生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农民家的孩子不必扛锄头，工人家的孩子不必再卖苦力，做个人上人。杨昌济却认为学生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报效祖国、奉献社会，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如果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就是一个蝇营狗苟之徒。这里，其实也涉及到对职业的认识问题。在我看来，两位前辈的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也都有偏颇之处。在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社会里，每个人的人格是平等的，不存在什么人上人、人下人之说；但从个人价值而言，却并不平等，因为个人价值的大小与他为社会所创造的价值是成正比的，如果一个人为社会创造的价值高，那么他的个人价值就高。职业是实现个人价值的舞台，一般来讲，职位的高低决定着个人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大小，职位越高的人，为社会创造更高价值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个人价值就可能越大，因此就越能得到社会的肯定与尊敬。比如科学家、政治家的工作影响着人类的进步，而街头小贩的工作仅仅影响着自身最多到家庭的衣食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原因。爱因斯坦对个人价值也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他的社会理想就是每一个人因为他自身素质而获得社会的肯定，而不是因为他的财富、或地位。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纪墨鸿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没有分清个人价值与人格之间的关系，所以容易造成漏洞招致别人反驳。而杨昌济的观点则显得空洞而不切实际：人人平等是人格上的，并不是所有方面都应该平等，否则就成了计划经济下的绝对平均主义。另外，杨昌济将报效祖国、奉献社会与个人利益完全对立起来，好像争取自己利益的人都是蝇营狗苟之徒，这明显就犯了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同样，剧中的另一片断也有过类似的争论，教育理论课上由徐特立主持的蔡、刘之辩，刘俊卿主张为了自己利益而读书，而蔡和森主张为了报效祖国而读书。也是将个人利益与奉献社会完全割裂开来。其实，争取个人利益与报效祖国、奉献社会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每个人只要在自身职业上勤奋工作，获得相应报酬，本身就是在报效祖国。就像亚当斯密所说，在市场中，每个人在主观上都是追求自身的利益，但结果却是整个社会的繁荣富强。大学问家胡适也有过类似的言论，他曾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所以，我们既要承认社会成员人格平等，同时又要承认个人价值大小不同；既要在市场中争取个人利益，又要在各自的职位上忠于职守，承担责任，如此，整个社会就能实现良性发展。这就是个人发展中的辩证法。

　　作者系成都明略学业规划研究院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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