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在京病逝 回忆先生百岁人生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昨天凌晨，著名作家、翻译家杨季康，也就是杨绛在北京病逝，享年105岁。

　　杨绛，原名杨季康，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1935年与钱钟书结婚。从《堂吉诃德》到《斐多》再到《走到人生边上》，她的翻译和创作成就，透过一行行文字，为人们熟知。她用“绛”作为自己的笔名，据说是来自“季康”的吞音。

　　很多人称呼杨绛为“先生”。这声“先生”背后是对其学问和风骨的一种认可和尊敬。

　　杨绛去世的消息传出后，记者与杨绛的多位亲友取得联系，他们说希望这个消息不是真的，但老人走了，也是她的幸福，让她安静的走。

　　钱钟书的堂侄女钱静汝，曾在抗战时期，和他们一起在上海生活。在她的记忆里，钱杨二老生活的主题就是在做学问。

　　钱静汝说：“他们两个就是两个桌子，一人一个桌子，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我伯母就对着那个墙，他（钱钟书）对着那边的窗子，两人一人一个桌子，看自己的书，写自己的字。”

　　对杨绛来说，和她作家、翻译家同样出名的一个身份，是钱钟书的妻子。在1946年出版的《人·兽·鬼》的样书上，钱钟书写道：“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杨绛说，“他有很多事情就是从小没人教，所以特别的拙。比如他要戴一个手表他不会戴。我现在戴的是钱钟书的手表。因为他不会用皮带，每次用皮带要扣上，他要叫我给他扣。我就给他弄一个松紧的。他说，拙手笨脚就是他最笨。”

　　学工科的钱静汝，说她看不懂钱钟书，但透过杨绛的作品，她读出的是别样的韵味：“钱钟书是纯理论，我看不懂。杨绛写出来许多小说，非常细腻的观察，你看她那个时候回忆起那个保姆阿菊，她写了一篇，阿菊把煤油炉打翻了，实际上她的洞察力非常强，很细腻，看《我们仨》里面，写的东西真是揪心地痛。”

　　生活不是流传下的几段佳话而已。

　　钱钟书和杨绛的一生也经历外辱内乱、颠沛流离、亲人离散……有人说，整个20世纪知识分子该赶上的境遇他们都赶上了。

　　可后来的1997和1998这两年，对杨绛来说格外难熬。女儿钱瑗和先生钱钟书先后离世，杨绛说，“那时我很伤心，特意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因为悲痛是不能对抗的，只能逃避。”

　　2003年，素色封面的《我们仨》出版。钱钟书、杨绛、钱瑗，三口之家的温暖让很多读者心头轻颤。92岁的杨绛说，“我们仨失散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杨绛家在北京三里河一栋住了几十年的老楼里。和周围邻居相比，一直没有封上的露天阳台总被人提起。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曾说，钱钟书逃了，我也想逃，但我不能，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90岁时，杨绛完成了一份“三个人”的心愿：“我自己一个，还有已经去世的钱钟书还有我们的女儿钱瑗。我跟钱瑗在钱钟书的病床前边，我们一起就商量好了一件事。就是说，将来我们要是有钱，我们要捐助一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不用我们个人的名字。”

　　杨绛将她和钱锺书的部分稿酬捐赠给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出版社的人去杨绛家不带稿费，只是带一张稿费通知单，告诉她有多少稿费转到奖学金里去了。

　　“好读书奖学金的宗旨是扶贫。贫穷人家的儿女，尽管他们好读书，而且有能力好好读书但是他们上中学就有困难，上大学就更不用说了。”

　　杨绛不喜欢喧嚣和热闹，不愿接受生日礼物，但当她生日时，清华学子会晒出一碗碗长寿面，用这样的方式，祝杨绛生日快乐。

　　如今，杨绛离世，有人悲伤，有人怀念，也有人祝福：失散的“我们仨”终于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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